百色岑氏首领不是中原来客 (作者 白耀天)

勒布农- 2018-05-19 13: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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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色岑氏首领不是中原来客   白耀天

   元末明初谚云:“潘州田、杨,广西岑、黄。”〔明〕高岱:《鸿猷录》卷十五。元、明时期,广西岑、黄二姓首领的势力是很大的。当时,他们几乎一统了广西左、右江地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岑、黄当为左、右江水土养育。可往日,岑氏首领却口口声声说其先人为中原汉人,只是为了征讨“蛮人”,方才落籍于桂西的。个中曲直,本文拟作分析。

一、岑氏首领为张扬其祖先为

中原来人煞费苦心明代加强对各地土官袭职的管理,规定土官请袭必须交缴土官本人的亲供宗支图本,否则不予受理。当时,泗城州土官知州岑氏还老实,他们的谱系只溯及元末的岑恕木罕。

弘治十三年(1500年)七月出任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广西巡抚的刘大夏,在广西见到了泗城州的《岑氏谱系》。该谱系说:“始祖木纳罕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与田州知府之祖伯颜一时受官。”《明孝宗实录》卷二二二“弘治十八年三月甲辰”条。此中的“木纳罕”,疑为刘大夏对“恕木罕”的误记(有的文献记载作“怒木罕”)。虽说泗城州《岑氏谱系》是刘大夏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前后见到的,但可以相信它修撰的时间是在明朝前期新的泗城州土官报袭的时候。在此之前,壮族没有文字,岑氏首领文化素质不高,不重谱系,家谱不修,人过时迁,历代先人无从追溯,一旦被迫修谱明确世次,只好直认距时不为太远、尚可以追忆的岑恕木罕为其始祖。

随着时间的演进、文化的开通、交流的频繁、官场的历练,岑氏首领似乎觉得以元末明初的人为始祖,家族源不远、流不长,难在人前张眼,于是夤缘攀附,拉上了同为岑姓的史书有记载的的东汉初年舞阴侯(有些文献中作“武阴侯”)岑彭,将他认作自己的始祖。比如,至今仍竖于今平果县旧城圩前田垌的刻于“成化岁次己丑”(1469年)的思恩府《崇真观碑记》,篆额是“中训大夫田州府知府兼来安守御事舞阴岑镛”,立石是“中慎大夫思恩军民府知府舞阴岑鐩”。“舞阴”,疑即自岑彭受封的“舞阴侯”而来。本来此处应写籍贯,比如宋时编撰《新编方舆胜览》的祝穆字和父,建安人,其署名即为“建安祝穆和父”。岑彭原籍是南阳棘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南)人,应写“南阳”或“棘阳”,可由于他们初入道,未知蹊径,便从岑彭的官爵“舞阴侯”中取“舞阴”二字来装潢,弄得不伦不类。

田州府和思恩府岑氏土官攀上了“舞阴侯”岑彭,泗城州岑氏土官亦步亦趋,紧紧跟上。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为了给护印土官岑接袭替土官一职张本,上奏说:泗城州岑氏“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至岑豹子知州岑应罹恩城州知州岑钦之祸,子孙灭亡殆尽。其弟岑接,众推护印,累著劳勋,乞令袭职,俾掌辖夷众”。岑彭为汉南阳郡人,东汉初年为大将军,封“舞阴侯”,子孙历仕于东汉王朝,泗城岑氏谓“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显系不根之语。时任兵部尚书的刘大夏当即批驳:“岑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尘渎圣听。”要治他的罪。明孝宗“命押(岑九仙)回镇巡官处收查发落”《明孝宗实录》卷二二二“弘治十八年三月甲辰”条。。

岑九仙被收查发落是他的事,岑氏伪造来源照旧进行。嘉靖九年(1530年)林富《广西通志》卷五二载泗城州土官岑姓“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舞阴侯岑彭之后”,即是明证。

与此同时,田州岑伯颜一系的岑姓土官,除认岑彭为始祖外,还知道了补缀一些世系。嘉靖《广西通志》卷五二载:田州“土官岑姓,自汉征南将军舞阴侯岑彭之后,元以来有岑翔、岑瑛、岑雄、岑世兴、岑也先、岑伯颜者,相继为田州及来安二路总管”。林富从嘉靖八年(1529年)接王守仁主政广西,至嘉靖十年(1531年)结束,在广西仅三年,其志所据当为田州岑氏土官所供的谱系。元朝传世98年,岑家更迭六代,平均代隔16年,似不合乎代传规律。而且,除岑雄、岑世兴、岑伯颜外,岑翔、岑也先不见于史书记载,岑瑛虽名传史册,却又是岑伯颜的孙子,明永乐至成化年间(14031487)人,怎么可以说他既为元代人又是岑伯颜的高祖呢?不过,有了元代的世系,自然比所谓的“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胜了一筹,显得婉转而略为周全一些。

至明朝后期,岑氏土官认识到仅抓住“汉征南将军武阴侯岑彭”还不能自圆其说,还需要说明岑氏怎样由中原南来落籍于广西。嘉靖六年(1527年),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提督两广军务,和平解决“思田之乱”,改流复土,重以岑氏为田州土官知州。此恩此情,对岑氏来说有海洋之深。有了这样的深层思想基础,他们又找到了狄青曾率兵南下征讨侬智高(有的文献记载作“侬志高”)一事。二者结合,他们塑造了一个随从狄青南征侬智高的浙江余姚人岑仲淑。随之,他们将田州岑氏谱的“元以来有岑翔、岑瑛”等人的“元”淡出,把“岑瑛”改作“岑英”,并在岑仲淑与岑翔之间加上一个岑自亭。留存至今的天启年间(16211627)泗城州土官岑兆禧撰写的摩崖石刻《岑氏宗支世系》即为此类作品:

岑仲淑,派自余姚,善于医道,立武功于宋高宗朝,授麒麟武卫怀远将军,随狄襄公征侬志高。克林州城,破邕州,志高奔广南。襄公还朝,仲淑公善后,驻镇邕州,建元帅府,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以御志高。始通市马于水西,大火合兵扫荡西南夷梗,有爿羊牁。布露上京,封粤国公。

岑自亭。仲淑公卒,亭公权都督事。时有流言,公罢职,以邕州还朝廷。将欲装束还里,沿边土民遮留。事闻,朝廷敕封亭公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军民都总管,仍挂麒麟武卫怀远大将军,迁入桥利定居,土民属焉。跨有爿羊牁两土,子孙奉继不绝。

岑翱,长子,未袭职。

岑翔。亭公卒,奉敕封金紫光禄大夫、麒麟武卫大将军、沿边安抚使。

岑英。翔公卒,英公袭父爵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军民都总管,仍挂麒麟武卫大将军。

岑雄。英公卒,雄公袭父爵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军民都总管,仍挂麒麟武卫大将军。

岑世兴,长房,袭父职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军民都总管。金、元加总兵马万户府,仍挂怀远大将军。

岑世坚,次房,前归仁州总练事。

岑世昌,三房,同知府事。

岑怒木罕,长房,分古磡,是为古磡始祖。时居龙州伯颜入京说讪,削前衔,降任,改封东道宣慰使司宣抚使,又敕封武德大将军。

岑贴木儿,次房,分理田州路,是为田州始祖。

岑阿刺兰,三房,袭父职桥利,是为思恩始祖。

岑不花也先。

岑阿刺辛,五房,分理东州路,是为镇安始祖。

此份谱系虽然堂而皇之地刻于崖壁之上以长存不朽,可暴露了岑氏土官历史知识的短缺。不说其他,只说其开章所说的“岑仲淑……立武功于宋高宗朝……随狄襄公征侬志高”几句话,可知其时间先后颠倒,帝王前后舛错。高宗是谁?就是那个明朝文征明《和岳词》中所说的“徽、钦既还,此身何属”的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他是宋仁宗的玄孙辈,即位于建炎元年(1127年),上距皇祐四年(1052年)宋仁宗任命狄青南征侬智高有75年。岑仲淑既立功于高宗朝,能随狄青征侬智高吗?

狄青死后,宋谥其为“武襄”,而“襄”则谥予死后的南征侬智高的另一将领余靖。称狄青只能称为“武襄公”,不能改作“襄公”,因为“襄公”是指余靖的。至于“水西”,则是明朝时候的称谓,其地在今贵州省息烽、修文二县以西,水城以东,普定以北,大方县以南此一方域。宋代,其地属罗殿国辖区。不能以明朝的水西去取代宋朝时代的罗殿国,更不能说什么宋代岑仲淑“大火合兵扫荡西南夷梗,有爿羊牁”,因为宋朝与罗殿、自杞、大理等西南诸国基本上是和平共处,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贵州水西同知安邦彦连结黔西、滇东北等处土司反明,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贵州吃紧,广西巡抚何士晋奉命调取泗城土官岑云汉、田州土官岑懋仁等率土兵援黔《明熹宗实录》卷二九“天启二年十二月壬申”条。。土官岑兆禧知其父岑云汉征水西,便认定宋代也有个水西,于是闹出了宋“通市马于水西”的笑话。

历史知识短缺,可以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去补足。但岑仲淑“派自余姚”,却必须牢固夯实,不能游移。清朝康熙、雍正初年由陈梦雷、蒋廷锡等纂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四五二《泗城府部·艺文一》所载的明朝王守仁《泗城土府世系考》,当为此一方面的大手笔:

宋皇祐间,侬智高寇扰粤西,杨畋等征讨久无功。四年九月,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智高,以麒麟武卫怀远将军岑仲淑从。

大破智高于邕州,智高窜奔广南。襄公还朝,仲淑善后。五年正月,仲淑平广南,智高复窜大理,遂死,函首至京师。仲淑驻镇邕州,建元帅府,都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封粤国公。

仲淑系出汉武阴侯岑彭后裔,原籍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人。

仲淑镇邕,威惠并行,开拓疆土,抚绥蛮夷,大得民心。

仲淑故,子自亭袭。时有流言,欲以叛逆中伤。自亭遂请谢邕州还朝。将装束,夷土拥众遮留不放;事闻,仍留镇抚。后累加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都总管。后遂迁入桥利,跨有爿羊牁,子孙世守边土。

自亭生子二。长曰翱。翱袭;故绝,翔袭。翔生英,英生雄,雄生世兴,皆以原官袭。至元时,世兴以军功加总兵万户侯。

世兴生五子:长曰怒木罕,袭父职:次曰贴木儿,分封田州,是为田州始祖;三曰呵次兰,受封乔利,是为思恩土州始祖;四曰不花也先,绝;五曰刺辛,受封东路,是为镇安始祖。

怒木罕既袭父职,以侄伯颜入京谗谤,追夺封爵,改东路宣慰使,后建功,封武德将军。

怒木罕生福广,福广生善忠,皆袭宣慰使。至明洪武六年,改古磡洞为泗城土州,善忠改封土知州。

此文基本上因袭岑兆禧《岑氏宗支世系》的框架,只是将“立武功于宋高宗朝”换成了皇祐年间,没有了“始通市马于水西,大火合兵扫荡西南夷梗”的字样,却突出了“仲淑系出汉武阴侯岑彭后裔,原籍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人”。这就是此文被辑入《古今图书集成》的主旨所在。文章的作者王守仁,是明朝一代宗师,学术大家,又曾于嘉靖初年提督两广军务,且他是明代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王守仁的《泗城土府世系考》赫然收录于官方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就使泗城岑氏土官为汉武阴侯之后、原籍浙江绍兴府余姚人的说法,成为典籍有载、原籍名人认可了。

但是,稍一提起该文,却又露出破绽来:王守仁死于嘉靖八年(1529年)初,距泗城由州升府的顺治十五年(1658年)已有129年,他怎能写出《泗城土府世系考》来?而且,“府”是个行政区划建置,只有建置沿革,没有族姓的世系更迭,文题显然不对。何况,文题既以“考”称,就该对泗城土官的世系进行考订、考异、考证,排比事实,辩其可否,作出结论,而该文只是叙而不考,也是大失文题趣旨的。相信一代宗师王守仁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

王守仁于嘉靖六年(1527年)奉命提督两广军务,处理“思田之乱”,考虑到当地“土民”的情绪,照顾到当时“土民”的心理承受度,一反前任的做法,变“改土归流”为“改流复土”。不过,王守仁册立众多的土官是“分其地而弱其势”〔明〕王守仁:《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见应槚《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一八。,是让“土民”对“改土归流”有个心理适应过程。这是个权宜之计,用王守仁的话说就是“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化梗顽”,就是以儒道来化育具有不同文化的“土民”,最后达到“改土归流”、统一政令、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目的。王守仁的追求与其前任是一致的,只是具体做法不同罢了。他有什么必要去为一个与他无涉的泗城土官的祖宗涂脂抹粉?王守仁巡抚广西旨在削弱岑氏土官的势力,他在“思田之乱”后除重立田州岑氏土官外,在思恩府和田州府所册立的28个土官巡检中没有一个岑氏族人,就是具体贯彻此一宗旨的,怎会去穿凿岑氏祖宗的“光荣史”以树岑氏的权威?

弘治十八年(1505年)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当着皇帝的面斥责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尘渎圣听”,请治其罪,明孝宗也同意“摘发以破其奸”。隔时不远,王守仁敢来重复岑九仙的“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调子?

王守仁是重求诸心的一代宗师,他对泗城土官岑氏无交无知,胡说这些于史无据的话语,内心会安然吗?继其任的林富在处理“思田之乱”上与王守仁同一主张。他纂修的《广西通志》卷五二《外志·泗城州》说:“土官知州岑姓,旧为溪峒蛮夷酋长。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武阴侯岑彭之后,无考。”官在林富前、死在林富前,王守仁自不能“考”。

王守仁是明代学术大家,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论述务求于新。《泗城土府世系考》,基本是因袭岑兆禧的于史无据、谬误连篇的《岑氏宗支世系》。如此垃圾型的文章,自然不会是饱学硕儒的王守仁所会光顾的。

《泗城土府世系考》是岑氏族人伪托之作,是赝品,目的是借王守仁的籍贯、权势、威望、学问来达到“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洗刷家族“土”的味儿;可伪造者仅“略识知了”,于是纰漏百出。清初征集民间图书纂辑类书,岑氏族人将赝品献上(或者还打通了关节),编纂者有书便录,于是伪作《泗城土府世系考》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之中。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岑氏首领为张扬其祖先为中原来人绞尽了脑汁,费尽了苦心。

二、岑氏谱系不足信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知百色岑氏首领家谱世系的从无到有、从架框到充实、从纰漏百出到初具规模的过程。它枳句来巢,无中生有,强拉史事,随意添补,完全是不可信的。

1.宋朝征侬智高军中无岑仲淑其人

皇祐四年(1052年),为了镇压侬智高起兵反宋,宋仁宗先派杨畋、曹修,后派余靖,再后派孙沔三军南下,不能奏功,不得不罢了杨畋、曹修,另派枢密院副使狄青率西北蕃落骑兵南下,并统领孙沔、余靖二军。狄青、孙沔、余靖就是所谓的“平蛮三将”。

翌年,广南西路经略使余靖在今桂林市镇南峰题刻了块《平蛮三将题名碑》,列述了当时随狄青镇压侬智高的“将官”32名,其中包括孙沔、石全彬、余靖等人,却无“岑仲淑”其人。按说事前岑仲淑已是“麒麟武卫怀远将军”,事后狄青又留他“善后”,“驻镇邕州,建元帅府,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刻石题名怎会遗落了他这样一个狄青之下的二三号人物?显然,当时没有“岑仲淑”其人。

岑氏首领的谱系说:“襄公还朝,仲淑善后。五年正月仲淑平广南,智高复窜大理,遂死,函首至京师。仲淑驻镇邕州,建元帅府,都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封粤国公。”事实是狄青“还朝”,先是孙沔“善后”,后是广南西路经略使余靖,不是“岑仲淑”。滕甫《孙威敏征南录》载:“狄先还京师,公(指孙沔)留邕计事。”《宋史》卷二八八《孙沔传》、卷二九○《狄青传》也是这样记载的。又,《宋史》卷三二○《余靖传》载:“及诸将班师,独留靖广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阙下。”《宋会要辑稿》册一九七《蕃夷》五之六十四也载皇祐五年(1053年)五月三日“广南西路经略使余靖言智高逃入外界藏避。诏靖乘此机会,募人擒戮,无令淹久,却致啸聚”。余靖任广南西路经略使至嘉祐元年(1056年),翌年始由张子宪接替。张子宪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广西经略安抚使先后为萧固、吴及、陆诜、张田、潘夙、萧注、沈起、刘彝等,此时已是熙宁七年(1074年)了。在狄青撤返京城后,哪里有个“岑仲淑”“善后,驻镇邕州,建元帅府,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

而且,“岑仲淑”也没资格获封“粤国公”。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载,狄青率兵南征镇压侬智高立了大功,对于该不该将他由原来的“枢密院副使”擢升为“枢密院使”,朝臣“争之累日”,结果还是“加(狄)青护国节度使,枢密院副使如故”。由于参战诸将的愤愤不平,过了三个月方才升他为枢密院使。按理,“岑仲淑”只是狄青的“随从”,功比不上狄青,怎么倒跃居狄青之上捞个“粤国公”的爵封?据《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载,“宗室、祖宗后承袭及特旨者封国公”。“岑仲淑”不是赵家皇帝宗室,入宋以来他也没有什么祖宗获封王、公,怎么能封个“国公”?至于“特旨”,功大如狄青,死后才获个“武襄”谥号,算不上“特旨”。“随从拾牙慧”,“岑仲淑”自然够不上享受“特旨”的格儿,不可能获封个“粤国公”。当然,那时候也有个同音异字“越国公”,获封者是“赵世清”,是宋朝皇家的宗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八载,他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出任“越州观察使”,后晋封“会稽郡王”,与“岑仲淑”毫无关系。

人与事不谐,有其事却不系于其人,此人自然与其事无关。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在嘉靖《广西通志》卷五二所列的岑氏世系还没有岑仲淑这样的“有功之臣”,近百年后在天启间岑兆禧《岑氏宗支世系》中才出现岑仲淑这样的先人。然而,他却是个既可“立武功于宋高宗朝”又能随狄青来镇压侬智高,既“通市马于水西” 又能出兵水西“大火合兵扫荡西南夷梗”的超越时空,历跨北宋、南宋、元朝、明朝近600年的怪人。由此可以清楚,“岑仲淑”是岑氏首领们在明朝后期经过苦思冥想捏造出来而非实具的宋朝先人。

2.宋皇祐迄元大德间岑家世系不合情理

《岑氏宗支世系》所列的岑氏前几辈先人,一是岑仲淑,二是岑自亭,三是岑翔,四是岑英,五是岑雄。岑雄是元代人,《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载其为来安路总管,于大德十年(1306年)六月叛,为实在人物。可岑仲淑、岑自亭、岑翔、岑英这几人身被“金紫光禄大夫、麒麟武卫大将军、沿边安抚使”等官衔却不见宋、元时人的任何记载。而且,自皇祐五年(1053年)侬智高兵败至元大德十年(1306年)岑雄叛有整整253年。在253年中,岑仲淑及其子孙只有五代,每代之隔岂不是有50多年之久?这大大违反了人的生物承传规律。显然,岑氏此所谓代传,不是史上曾经存在的事实,是人为杜撰出来的。

田州岑氏族人于民国二年(1913年)修的《田州岑氏源流谱》,除将岑氏托源于姬周外,把搜罗到的二十四史上记载的姓岑的官员,如东汉的岑彭及其子孙,同一时期的岑晊,南北朝的岑善方、岑之象,唐朝的岑文本和其兄弟子侄以及岑参等,都一一认作其先人,可谓是史上见于记载的岑姓知名人物,无一不是其先人。但是,由于编修者读不通二十四史,强为弥合,往往又错误时空,颠倒先后,父子移位,认侄作父,省名舛字,乱套官爵,弄得一塌糊涂,令人啼笑皆非。岑仲淑之后,仍依泗城《岑氏宗支世系》的编排,只是在岑自亭和岑翔中间又加了岑国珍一代。然而,从岑仲淑来镇压侬智高起兵的皇祐五年(1053年)至《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所载的大德十年(1306年)岑雄叛,中间253年,岑氏只传岑仲淑、岑自亭、岑国珍、岑翔、岑英、岑雄六代人,平均代距42年,也大大违反了人类的代传规律。

岑英是什么人,史书没有记载。不过明朝永乐至成化十四年(14031478)间思恩府却有个岑瑛。岑瑛有谋略,善治兵,忠于朝廷,听调随征,屡立战功,所以从正统三年(1438年)由土官知州升知府后,翌年又升思恩州为思恩府,以后又是布政使司参议,又是都指挥同知,成化二年(1466年)再擢广西都指挥使(相当于今广西军区司令)《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卷二五九、卷三○五;《明宪宗实录》卷一三。。“岑英”是否“岑瑛”的笔误?

《田州岑氏源流谱》的《田州分出思恩府岑氏支派记》载“阿思兰,系田州五世祖贴儿公之弟,分管思恩。世传未考”。至岑浚“八世而亡。其中世次,文献不足征矣”。不是思恩府岑氏土官世系不可考,也不是文献无征,《土官底簿·思恩军民府》及明代历朝实录都有关于思恩府岑氏土官传承的记载,明明是《田州岑氏源流谱》的修谱人不愿去考不愿去征。这是否恰恰证明了他们将思恩府岑氏中有作为的岑瑛移为其宋、元时期的先人了?前引的林富嘉靖《广西通志》卷五二所列的田州土官世系,“岑英”恰好写作“岑瑛”,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不错。将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的岑瑛当做宋时岑氏的先人,可以清楚岑氏谱系的可信度实在为零。

3.岑氏首领何时能冠“田州知府兼来安守御事”

岑氏首领立谱,多是有一事便无限地扩张。比如,据《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载,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癸丑朔,来安路总管岑世兴始获元朝皇帝封赠“怀远大将军”、“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的官衔,可是泗城岑氏谱却自岑自亭起至岑世兴之父岑雄,谁都冠以“沿边安抚使、来安路都总管”的官职官衔。《田州岑氏源流谱》也如同此类。

岑世兴有两个儿子,一是岑恕木罕,二是岑铁木儿。岑恕木罕为长子,袭其父来安路总管之职〔明〕佚名:《土官底簿·泗城州知州》。;岑铁木儿先其父而死,遗子岑伯颜虽孔武有力,却只能袭祖父的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的空衔《鸿猷录》卷一五载,洪武元年(1368年)“元安抚总管”岑伯颜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向湖广行省平章款附,说明岑伯颜获袭的是“安抚总管”的虚衔,不是来安路总管。,就职于来安路属下的小州,犹如岑世兴之弟岑世忠在岑世兴承袭其父来安路总管后只能出任安隆寨的土官《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一样。但是,岑伯颜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受职后,意不畅,心不甘,不愿寂寞,呆于沉默,长期屈居于岑恕木罕及其子孙之下。

至正年间,已是元朝统治的后期。此时,各地反元此起彼伏,烽火连天,元朝已无暇无力顾及边远的广西地区。至正十九年(1359年),上思州知州黄英衍趁机兵袭太平路总管李以忠,夺取印信,迁路治于驮卢(今崇左市驮卢),自封太平路总管〔明〕蔡迎恩:《太平府志》卷一。。同样,岑伯颜也兵袭田州路世袭土官总管黄志威,自诩为田州路总管。洪武元年(1368年),岑伯颜携其次子岑永泰在明朝军队尚未一统广西之际与黄英衍赶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向湖广行省平章杨璟输诚款附,声言将其原以蒙古语取名的“岑伯颜”改为“岑坚”元延祐以后,壮族土官为表对元朝的忠心,纷纷以蒙古语取名。除来安路岑氏外,还有广南的侬不花、侬贞佑,思明的黄忽都,龙州万户赵贴坚,太平路李郭扶、李郭佑、李赛都等。,以示绝元附明。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担忧着广西岑、黄的向背,见到他们主动前来投附,大喜过望,除承认黄英衍的既得利益外,对岑伯颜也“嘉其诚,设田州府,令伯颜为知府,子孙世袭”《鸿猷录》卷一五。,并以与其一同来输诚款附的次子岑永泰为思恩州(治今平果县旧城)知州《土官底簿·思恩军民府》。。

岑伯颜先着高枝,扬着明太祖的大纛出任田州知府,原田州路总管黄志威无力抗旨,只能龟缩于原田州路属下的向武州内,犹如哑巴吃黄连,心里苦,吭声不得。洪武五年(1372年),田州府的人不满岑伯颜如此使乖卖巧抢占田州,起来反对岑伯颜的统治。烽烟处处,岑伯颜无力以对,只好报请中央派兵弹压。明太祖于是命令江夏侯周德兴为征南副将军率兵从南宁出发前往田州《明太祖实录》卷七一“洪武五年正月甲戌”条。。洪武六年(1373年),“田州府总管黄志威”认为表现效忠的机会来了,便出来“招抚,奉议(在今田阳县右江以南地区)等州一百一十七处人民皆来款附”。明太祖知道了,“嘉志威招抚之功,命以安州(在今百色市南)、侯州(治今田东县乍登)、阳县(今百色市阳圩)属之”《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丁酉”条。。次年二月,明太祖又诏令“以田州土官总管黄志威为奉议州知州兼守御事,直隶广西行省”《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二月己亥”条。。奉议州原为田州路治下属州,现升为直隶州,一来使奉议、向武等州摆脱了岑伯颜田州府的调度,二来可以略略补偿因明太祖的一时兴奋将田州府归属岑伯颜而给原田州路总管黄志威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征南副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在洪武六年十月丁酉的奏报中称黄志威为“田州府总管”,明太祖于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乙亥的诏令中也称黄志威为“田州土官总管”,说明元朝后期田州路总管府总管是黄志威,不是岑伯颜。只是元、明交替之际岑伯颜乖巧使坏,瞒住了明太祖,轻易地便取代了。明太祖以黄志威为奉议直隶州知州,并益以两州一县扩大其地盘,也透出了他有所追悔和无奈。

元朝后期,来安路总管岑恕木罕死了。他有岑汉忠、岑善忠两个儿子。岑汉忠居长,袭来安路总管;岑善忠居次,领来安路属下的泗城州知州。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明太祖朱元璋“诏以(岑)伯颜为田州府知府,(岑)汉忠为来安府知府”,“皆许以世袭”《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春正月壬戌”条。。洪武五年(1372年)岑汉忠终职,由其子岑郎广承袭来安府知府。岑伯颜眼见岑郎广年轻识浅,应变不足,趁当年田州等地民乱之际,“捏词排陷”岑郎广蓄谋不轨,结果被明“大军收捕”。来安府权力出现了真空,负责攻剿事宜的征南副将军广西“总兵官江夏侯(周德兴)将来安府与田州知府岑坚兼守御事”《土官底簿·泗城州知州》。。至此,岑伯颜始为田州府兼来安府守御事。洪武七年(1374年),来安府省入田州府,原来安府所属的泗城州升为直隶州,所以岑伯颜为田州知府兼来安守御事不过两年时间。后人撰的《田州岑氏源流谱》称其先人自岑英经岑雄至岑世兴皆“兼田州、来安二路总管”,可谓是其事本无,子自添子,无异于画蛇添足!蛇本无足,有了足便不是蛇。此适足暴露了岑仲淑、岑自亭、岑翔、岑英等,是岑氏首领胡捏出来的先人,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人物。

4.元朝岑世兴子系中没有阿刺兰、阿刺辛其人

泗城《岑氏宗支世系》载岑世兴有五个儿子:岑恕木罕,为古磡(今凌云县泗城镇)始祖;岑贴木儿,为田州始祖;岑阿刺兰,为思恩始祖;岑不花也先,为奉议始祖;岑阿刺辛,为镇安始祖。《田州岑氏源流谱》也载岑世兴的五个儿子:长曰贴木儿,袭父职,官拜来安、田州二路总管;次曰阿刺兰,分管思恩;三曰恕木罕,分管泗城;四曰阿刺辛,分管镇安;五曰不花也,分管奉议。二谱的最大区别,是岑恕木罕与岑贴木儿谁为岑世兴的长子?从他们对谱系次第的揉捏颠个、随意处理看,可知其中的不真实性。

思恩府岑氏土官的先人岑永昌,不是岑贴木儿之弟,而是岑伯颜即岑坚的第三个儿子。“前元”,岑永昌之次兄岑永泰随父岑伯颜“诣军前纳款”,明太祖将黄氏所属的田州路管下的思恩州赐给岑永泰。洪武十二年(1379年)岑永泰死,无子,以三弟岑永昌袭州职《土官底簿·思恩军民府》。。永乐十七年(1419年)岑永昌死,子岑王献于五月奉旨袭职。未一年,岑王献死,无子,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弟岑瑛袭《土官底簿》载“永乐七年五月”岑王献奉旨袭职。但是,一者,《明太宗实录》卷一○四载有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丁卯“广西思恩州土官知州岑永昌遣子王献朝贡”一事,说明永乐八年(1410年)岑永昌还任知州,岑王献未袭职。二者,撰于成化五年(1469年)的平果县旧城《崇真观碑记》载:“于时知州岑公永昌既建□□□,孚佑下民,尤慨观宇弗立,无以表诚达虔以祈鸿休。永乐丙申岁(十四年,1416年),乃于地名圹利建创玉皇殿阁”(此碑今仍竖在平果县旧城圩前田垌砖窑,立者为思恩府知府岑钅遂)。可见,永乐十四年岑永昌还在。《土官底簿》的“七年”或为“十七年”的抄讹。由于岑王献在职时间短,所以《明史》卷三一八《广西土司传》便将其忽略了:“永昌死,子瑛袭。”。

镇安府不由岑世兴之子来主宰。《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载,早在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岑从毅便占夺侬氏的归化州主宰其地。按辈分论,岑从毅是岑世兴的叔祖。从宋景定三年到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621292)的30年中,他一直主宰镇安的政事,没有停断;告退后,即由其子岑斗荣来承职。这在《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记载得明明白白,哪能混淆。岑斗荣之后有其子岑修广、岑修文,这在《元史》卷三○《泰定帝纪》记载的也不含糊。《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载,泰定三年(1326年)五月,“岑世兴及镇安路岑修文合山僚、角蛮六万余人为寇”,说明岑从毅之孙岑修文与岑从进之孙岑世兴是堂兄弟,是同时人,一个主镇安路,一个主来安路,各行其道,各谋其事,镇安路怎么又能让岑世兴之子“岑阿刺辛”来作“始祖”呢?

岑世兴有岑恕木罕和岑铁木儿两个儿子,分见于《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和《土官底簿·泗城州知州》。岑氏谱系所谓的岑世兴有五个儿子,并将思恩府之祖与镇安府之祖统认是岑世兴之子,与史书记载大相径庭。无中生有,恣意造谱,悖谬忤逆,莫此为甚。

三、百色岑氏首领或为北宋“蛮将”岑庆宾之后

岑氏为岭南土著,北宋前期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在康州端溪县(今广东德庆县)即有“俚人岑班”入山采伐获明珠一事〔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四《康州》。,皇祐四年(1052年)又有岑宗闵参加杨畋的部队与侬智高对抗《宋史》卷三○○《杨畋传》。,至元祐二年(1087年)则有岑探为“贼首”被广南东路钤辖杨从先擒获〔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册一七七《兵》一二之一一。。在广南西路则有熙宁九年(1076年)七月输款的七源州首领岑庆宾〔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熙宁九年七月己未”条。,大观年间(11071110)的观州守岑利强《宋史》卷四九五《抚水州蛮传》。,嘉定年间(12081224)与黄璨在露城、唐兴一带争招马利的“羁縻州蛮”岑汝弼〔清〕汪森:《粤西文载》卷六三《范克信传》。,淳祐年间(12411252)为宋刺探蒙古兵在云南动态的岑邈公、岑从进〔宋〕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奏庚递宣谕》、《奏边事及催调军马》。及景定三年(1262年)以归化州归附的岑从毅《宋史》卷四五《理宗纪》。。疑岑汝弼、岑邈公及岑从进、岑从毅等为岑庆宾的后人;岑庆宾则是元丰三年(1080年)前后从南七源州迁居桂西北的七源州的。

1.交趾对内附溪洞首领实行残酷的诛杀政策,迫使内附的岑庆宾率族内迁

由于宋朝对交趾实行“免生边事”的忍辱退让政策,所以“交趾虽外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天圣中(10231031),郑天益为转运使,常责交州不当擅赋云河峒,今云河峒乃入蛮徼数百里。盖积岁月侵削,以致于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嘉祐四年九月戊申”条。。“大率自端拱迄嘉祐(9881063)以来,两江州洞数为蛮所侵轶,潜举而外向。苏茂、广源、甲峒等处入交趾六十二村,故至今长雄诸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引《桂海虞衡志》。。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不愿附隶于交趾的溪洞首领便率族归附于宋朝。交趾对被捉到的这部分溪洞首领,大都实行残酷的诛杀政策。比如,景德三年(1006年),交趾“归明头首黄庆集、黄秀、蛮音,百姓千余口”,就是因为面临着交趾就“遭屠戮”,宋方才收留将他们安插于内地的〔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册一九七《蕃夷》四之二七。。又如,绍兴十二年(1142年),交趾有“归顺首领二十余人各奉其铜印、地图、土物诣横山”寨,知邕州赵愿秉承宋高宗的旨意将他们“悉送还安南”,结果这20多个首领都被交趾处死了《文献通考》卷三○○引《桂海虞衡志》。。嘉祐二年(1057年)火峒首领侬宗旦归明,嘉祐七年(1062年)“愿以所领雷、火、计、诚诸峒内属,却给省地归乐州永为省民”〔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册一九八《蕃夷》五之六五。。归乐州在今百色市澄碧河下游地区。侬宗旦为什么要弃其父祖世居之地徙居归乐州?目的就是要增加归明后的安全系数。原属古弄洞首领零崇概,熙宁九年(1076年)归附宋朝,因他征战有功,宋封他为供备副使、知古弄洞。元丰二年(1079年)宋弃顺州后,他即率其族人迁居于怀化峒(在今天等县西南),就是因为恐怕继续居于古弄洞(在今越南高平省茶陵县)会遭到交趾的迫害《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初七日”条。。熙宁九年(1076年)七月,宋自卫还击交趾的入侵,兵屯凭祥,七源州首领岑庆宾即“来输诚款”。元丰二年(1079年)以后,宋朝放弃广源、门、谅、苏茂等州,岑庆宾虑及后事,毅然率部徙居内地。

2.元丰以后,宋朝有组织地迁徙边民入居内地

《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载:“元丰(10781085)初,(孙固)同知枢密院事。时征安南建顺州,其地瘴疠不堪守,请弃之,内徙二万户。”这说明元丰二年(1079年)宋朝决定将顺州都监司所属的顺州、思琅、苏茂、门、谅等州之地放弃时,曾有计划地将这些地方两万户居民内迁。作为曾在宋反击交趾之初即归附的岑庆宾,自属在迁之列。

3.宋、元之际百色岑氏首领生衍发展概略

唐、宋在今越南谅山省西北七溪有个七源州,北宋后期在今凌云县又有个七源州,北七源州当为南七源州的居民迁居而定名。

七源州设置于唐代,隶邕州都督府,五代、宋朝均沿此不变,《新唐书》卷四三(下)《羁縻州》、《宋会要辑稿》册一九八《蕃夷》五之二十七、《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元丰九域志》卷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等均有记载。至明朝宣德九年(1434年),“七源州土官阮公庭”率家属及部下“避难来归,愿于广西龙州及太平府上下冻州居住”〔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册一九八《蕃夷》五之九三。。可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一日蔡京在其奏言里却说“宽乐州、安砂州、谱州、四州、七源州”等州县纳土归明〔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四州,即泗城州。这七源州与泗城州连在一起,显然不是隶于邕州左江道的七源州。

南宋淳熙(11741189)初年先后官于广西的周去非和吴儆,在其所撰的《岭外代答》和《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里都有南宋时邕州横山寨经自杞到大理国的路线图。如:“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往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册一九八《蕃夷》五之六五。这就是说,七源州在往殿州和泗城州之间。往殿州治今百色市西北汪甸,泗城州在今乐业县,则七源州当在今凌云县境。历元至明洪武七年(1374年),七源州一直是来安路及来安府的治所所在地。宋朝既已有个七源州,为什么北宋后期在今凌云县又有一个七源州,形成一南一北两个七源州呢?很显然,这是居民移动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最显著的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众多的侨郡。居民在移动迁徙到达新地定居以后,常以其原居地之名命新居地之称,一示来源,二示不忘本。从现有的材料推断,北七源州一名的缘起盖在于南七源州岑庆宾率其族人的内迁。南七源州的居民不止岑氏一族,岑氏族人走了,七源州仍旧存在,而岑庆宾率岑氏族人北迁定居新址,又以旧居地名命新居地,于是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七源州。

由于“北”七源州的岑氏族人由“南”七源州而来,所以南、北七源州的人相互间世代往来不绝。直至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仍是如此。比如,“泗城莫氏”是迁居于凌云县的安南“莫登庸后裔”《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乾隆八年九月三十日”条。;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安南奸匪梁敬洪”、“伊姐夫”,凌云人“岑际康,冒姓莫姓”居住在安南《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条。等,便是如此。

岑庆宾自元丰三年(1080年)前后率族人由南七源州迁居北七源州以后,与宋朝曾疏远了近30年。大观二年(1108年)七源州与泗城州归附,为邕州右江道横山寨管下羁縻州。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以后,因横山寨马市繁荣,横山寨至自杞、大理,横山寨至罗殿国商道的开通,作为中歇站的北七源州始为当时人所熟知。但由于文献记载没提及其首领的姓名,今人难以知道岑庆宾之后北七源州为谁人所掌管,传了多少代。迄于嘉定年间(12081224),由于“羁縻州蛮岑汝弼与别种黄璨”在“唐兴、路城等处为寇”,“争招马之利”,为广西经略安抚司干办公事范克信劝谕《粤西文载》卷六三《范克信传》。,始知其时的岑氏首领为岑汝弼。当时,北七源州岑氏已经从七源州走出来,占据了泗城、利州、露城等州之地。从元丰三年到嘉定元年(10801208)有近130年的期间,自岑庆宾迄岑汝弼,至少有五代的距离。嘉定年间(12081224)的岑汝弼与淳祐年间(12411252)的岑邈公《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奏庚递宣谕》。,中仅有17年间隔,或可认岑邈公为岑汝弼的子辈。岑邈公的两个儿子,岑从进坚守七源、泗城、利州、露城这一地域《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及催调军马》。;岑从毅则向南发展,景定三年(1262年)夺取归化州(今那坡县)并归附宋朝《宋史》卷四五《理宗纪》。。此时,离宋朝灭亡已经不远了。

岑庆宾迁居北七源州后,下至岑汝弼,中隔近130年。岑汝弼为岑邈公之父,岑邈公生岑从进、岑从毅兄弟,此时已是宋末元初。岑从进生岑雄,岑雄生岑世兴,历任来安路总管;岑从毅生岑斗荣,岑斗荣生岑修广、岑修文,历任镇安路总管。这就是百色岑氏首领在宋、元之际的生衍发展概略。


Hankhan899216

2018-05-21 16:23:48

厉害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Essay代写

sanjiang1688

2018-05-22 12:55:58

{:5:}

勒布农

2018-05-23 21:07:29

[quote][size=2][url=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id=3244359&ptid=519757][color=#999999]sanjiang1688 发表于 2018-5-22 12:55[/color][/url][/size] [/quote] Beixnuengx,mwngz dwg boux vunz cing singj ndeu,aengq rengz haenq haenq dimj mwngz.

勒布农

2019-05-12 21:03:16

[i=s] 本帖最后由 勒布农 于 2019-5-12 21:08 编辑 [/i] [size=4][b][size=5][align=center]宫保府与壮族土司文化(中)(续上)[/size][/b] 四、壮族土司族谱与岑氏家族来源[/align] 说到壮族土司,我们就不能不简述一下壮族土司的族谱,使之对西林壮族社会文化的历史连续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光绪四年(1878年)岑毓英回乡为母守孝期间,组织族人纂修《西林岑氏族谱》,现留传后世的有十册。岑毓英追溯自己的始祖在河南,传岑氏出自姬姓,因周文王异母弟姬耀助姬发(周武王)克商有功,其子姬渠被姬发封为岑子,封地梁国北岑亭,子孙因以为氏,世居南阳棘阳;东汉舞阴候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南征,至唐岑象求后,岑氏由河南繁衍到四川、浙江、广东等地。广西岑氏先祖为岑仲淑,浙江绍兴府馀姚县人;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4年)岑仲淑随狄青部南下讨伐,因功受封为永宁军都督三江兵马事,晋受怀远大将军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平定侬智高起义后,岑仲淑等宋朝将士便留下来,分封世守,成为土司,与当地民族杂居。《西林岑氏族谱》称宋代岑仲淑为岑氏始迁广西之祖,元代岑怒木罕(授泗城路军民总管)为始迁泗城之祖,明代岑子成(授分管上林峒长官司)为始迁西林之祖,岑密(袭上林长官司)为始迁那劳之祖;广西泗城府岑氏是宋将岑仲淑的一支后裔,西林县岑氏又是泗城府岑氏的一支后裔。明清时期岑氏土司家族是壮族地区最大的土司家族,在势力最强大的时期,今西林、田林、乐业、凌云、隆林、田阳、平果等县以及贵州省的部分县域都是岑氏土司家族的管辖地,分别由各地的岑氏大小土司统治。各地岑氏土司纂修《族谱》中尊崇的先祖均同为一人,如《泗城岑氏族谱》、《田州岑氏源流谱叙》、《西林岑氏族谱》均以岑仲淑为始祖,认为长期生活在壮族地区的岑氏家族的祖上来自中原。 如此看来,宫保府的人文历史似乎与所在地的原住民壮人扯不上直接的联系,与壮族先民创造的古代文明句町文化更加扯不上关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族谱,也称家谱、宗谱、世谱、世系录等,是汉文化的一部分。修谱的目的,是尊重祖先,辨认亲戚,显示出身,强化族体的凝聚。中原文化历来有修谱的习惯,姓修族谱,县修县志,往上还有府志、通史;这种“尊祖重本”的观念形成了属于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地方谱志文化。 从明代开始,广西土司盛行修编族谱,土官的族谱都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从中原地区迁移过来的;如居住在广西最早的土官黄氏、韦氏、莫氏、赵氏均异口同声的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山东跟随狄青征战到广西来的;随后稍晚出现的李氏、岑氏土官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浙江跟随狄青征战到广西来的;其余的宁氏、罗氏、覃氏等其他土官也无一不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中原迁来。广西所有的土官,每家都有一本把自己归入汉籍的族谱。 土司族谱的出现,据专家的考证均出自明代。追究其背景原因是明朝开始加强了对土官的监管。广西的土司沿革,先期是部落族邦酋长;秦汉置羁縻州县设土官,宋元设置土司,皆为土酋世袭,自我传承;用的是“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的传统。历来改朝换代,土官只要交缴前朝发给的印信,表示降服,更换新朝印信既可照袭原职。老土官职终,新土官奏补,凭的仅是据有的一颗印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太祖诏令土官上报承袭要上交《亲供宗支图本》,史部验封司立《土官底簿》记载备案,以查对有据,杜绝假冒。所以直至明朝中叶,土官们因功利需要溯源追踪,才在《亲供宗支图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土官族谱。土官族谱的产生根源是为袭职服务,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为了使自己及其子孙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得到保障,需要通过记录宗族血统关系的族谱向外人展示而获得承袭的权利。 土官修编族谱一方面是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却是通过修编族谱企图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明代,封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歧视的观念越发严重,土官为了摆脱困境,因而被迫想方设法伪造出身,显示高贵,以区别于治下的蛮夷土民,迎合当时士庶间森严的等级界限和封建门阀观念。土官在当地可以作威作福,如不准土民上街撑雨伞,不得穿长袍,半路遇见土官要低头不许正视等等;可是土官在外见朝廷命官,却低人三等;土官进府城,须先禀告,入城要步行,见知府要行一跪三叩礼,府官不给茶,不给坐。因此土官为了摆脱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精神上受到压抑的卑微地位,只好冒充汉人,否认其蛮夷族姓;杜撰族谱就成为一种最好的工具。后来这些伪谱又被后人引用,以讹传讹,以致难识土官民族成分的真实面目。 土官的攀缘附汉不仅与中原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以其故俗治”的“羁縻之治”历史联系不上,也与朝廷“以夷治夷”设立的土司制度本意相悖;而土官自己精心修编的族谱,与历代史籍的记载也对不上号。如黄氏土官族谱说他们的祖先是宋朝从山东随狄青到广西后,黄姓才世居并繁衍的,孰不知黄姓不但是今天壮族中人数居前的大姓,也是史籍中出现最早的壮族姓氏;宋代以前的汉朝古籍就已经记载了本地曾经有人姓黄名同,并注明是瓯骆的将领;唐朝又有“黄峒蛮”,跟随黄乾曜起义的黄姓族人早已数十万,事后《新唐书》还载有土酋首领太州刺史黄伯蕴、黄峒首领黄伯善在今崇左市江州领有黄峒蛮余部的历史记录。莫氏土官族谱也说他们的祖先是南下汉人,而《宋史•文献通考•南丹州蛮传》载,在宋皇佑五年(1053年)狄青南下之前七十九年的开宝七年(974年)本地土酋莫洪□(“□”注:“燕”字底下少四点水加“曰”字)已经在广西向朝廷“遣使奉表求内附”;同样在《明史》中也有记载,元丰三年(1080年)所置的南丹土州,是由土官莫氏“历世承袭”;但莫氏族谱还是杜撰说始祖是随狄青南征来的。田州的岑氏土官族谱说,他们宋朝的祖宗“宋岑仲淑公,授银青光禄大夫、麒麟武卫上将军,加封粤国公,都督桂林、象郡三江兵马,镇守邕宁”;描叙始祖岑仲淑当时的官职很大,管辖着现今大约一个省的范围;然而这样的风云人物,在国家通史的《宋史》里却竟然无名。现今桂林市镇南峰题刻《大宋平蛮碑》、《平蛮三将题名》列述了当时随狄青南征的名将三十二人,而其中岑仲淑作为“麒麟武卫上将军”这样的高级将领并无名字。而且族谱所叙述的地名也不对,宋朝时桂林、象郡早已撤置,邕宁是宋朝后才取的县名。考《桂海虞衡志》的记载其实宋朝年代岑氏家族在广西地区势力还非常之弱小,可见族谱属于杜撰。 广西土官伪造家谱,是历代中原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的结果,纯属土官企图为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攀缘附会自我标榜的行为。“改土归流”最早是从明代开始的,这使土官开始意识到了世袭的权势受到威胁,于是更加剧了为表示依附中原王朝的需要而纷纷伪造族谱的现象。土官把自己的祖宗说成是外来的汉人,通过撰写族谱加以标榜,企图换“土”为汉,以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和争取心理平衡。尽管这样,也从来没有能得到朝廷的认可,改变他们少数民族身份和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朝廷依然对包括土官在内的少数民族实行歧视的政策;时至清朝末年,土官仍然被视为土酋,官制仍然严格“土”、“流”之分,土官附汉,只是自己的一相情愿。 从以上分析并结合其他的资料来看,西林岑氏土官当是本地壮人。目前众多的历史研究资料表明西林壮人是句町先民的直系后裔,因此,岑氏家族文化与西林壮族社会的历史文化直接关联。 [align=center]五、宫保府与句町文化关系初探[/align] 西林土司时期的地方文化为后句町文化,句町文明延续至今。 壮族土司制度的存在有近千年,究成因观历史,有汉文古藉记载的羁縻时期可以上溯到汉唐时代;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现代研究方法,来源还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由于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均源于“以其故俗治”,可以“故俗治”推测与早期无文字记载所失忆时代的社会政治“故俗”,即“土治”有一脉相传的关系;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有社会历史延续性的文化特质,能够倒影从前相近似部分的社会形态,成为研究古国方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队形态的近代“化石”。早在明代,诗人邝露在《赤雅》一书中就曾经提示过:壮族土司的“四府三十七州”就象一幅东周列国时代的地图,其“形势”与当年的中原诸侯方国类似。当中国历史的“方国”仅仅留下少量历史文献或许多历史资料空白,其社会实景已经难以寻觅时,利用广西遗存大量的土司文化,从看得见的历史资料及实物研究入手,可以对上中古时代的壮族历史尤其是壮族方国的社会形态有个大致的基本认识。笔者认为,用可以采集到的“化石标本”,对时代较近的土司制度社会进行研究,当能够探索年代久远的古国方国社会形态,这个研究方法应该是行得通的。 西林人杰地灵,近代高官辈出,是具有一定的人文历史背景的。以上提到,句町旧国故地近代出现岑氏家族的“一门三总督”的文化现象,表面上看没有土司文化、句町文化的直接联系;但究其社会背景和人文精神,却传承了这些历史文化脉络。由于壮族过去未形成自己统一规范化的文字,无法对自己的历史留下详细的记载,致使西林土司历史承接句町方国的历史因中间阶段史料的缺乏,令许多问题我们暂时还不是很清楚;但西林土司绝对不是在半途突然冒出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出现与当地的人文环境及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密不可分。仅以政权传递方式为例,中国的历代王权普遍地保留着十分浓厚的家族血缘色彩,通过世袭制度传承。根据史书记载,句町国的王权也是在血缘纽带基础上建立的。广西的壮族土司制度是从酋邦首领时代、羁縻土酋时代、土官时代一路演变发展过来的,以家族世袭制度传承,同样是在血缘纽带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因此,从中国历史和壮族社会不断延续的发展史来看,西林那劳岑氏家族当是本地土著贵族的后裔,有可能是句町部族首领和句町国王族后裔,唐宋时代的羁縻土酋后裔,以后成为元明清时代土司制度下的土官。宫保府的历史文化底蕴包含着壮族土司文化的内函。从土司的形成、发展、没落以及对近代影响的历史脉络观察,可以推断岑氏家族的文化现象和壮族土司文化与西林古代“句町文化”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从而给西林句町文化的不断深入研究找到新的课题和切入点。 壮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开发价值。句町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句町先民创造的青铜文化、稻作文化、巫文化等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林县素有壮乡之称,这里的壮族源于古代百越系统的民族群体,是句町先民的直系后裔,句町文明部分代表着壮族的历史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句町历史文化的研究至今仍旧处在初级阶段,许多问题尚待人们提出、解答。从句町国的出土文物以及根据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探析,句町国的历史渊源与文化遗存与壮族土司文化有着历史的关联。从宫保府的历史文化现象出发,以壮族土司文化为纽带,揭示句町国文化上下层的相互联系,了解壮族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重新唤醒壮民族的族群记忆,填补中国古代民族源流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历史意义。 [align=center]六、结语[/align] 历史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句町文化的学术研究中以壮族土司文化为联系纽带,揭示壮族文化不断承前启后的社会历史和所产生的灿烂文明。通过挖掘句町文化、岑氏家族文化为主的历史文化资源,用文化激活生产力,对发展区域经济,推动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align=center]参考文献:[/align] [1]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2](日)谷口房南,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3]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4] 谈 琪.广西岑氏土官族属辨析[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5](明)邝露.赤雅[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民国二十五年).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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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2 21:03:54

[i=s] 本帖最后由 勒布农 于 2019-5-12 21:13 编辑 [/i] [size=5][b][align=center]宫保府与壮族土司文化(下)[/align][/b][/size] (续上) [size=4][color=Black]图片注释: 下图1:由广西史学会、广西壮学学会等单位承办的(桂滇)首届句町国与壮族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1月10日~12日在句町国故土广西西林县召开。据会议统计,来自北京、云南、贵州、广西和国外参加本次学术会议的学者及院校研究生共120多人(不含西林县列席人员),其中包括副教授级专家20多人,正教授级专家40多人;向会议提交论文90多篇。本次学术研讨会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为广西、云南两省(区)近年少见。图为会议场景。 下图2:那劳寨,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壮族村寨,著名的驮娘江蜿蜒流经村前。 清朝年间,那劳岑氏这一家族门庭显赫,一门出了岑毓宝、岑毓英、岑春煊三个总督。那劳山脉及延伸支脉一带出现了大批军界人物和地方政府官员,而西林县仅近代的百余年中就有六十多人;应验了中国一句俗话:“地发人杰,人杰地灵”。图为宫保府所在地广西西林县那劳乡那劳村那劳屯远景。 下图3:1878年岑毓英回乡组织族人纂修《西林岑氏族谱》,现留传后世的有十册。西林岑氏与田州岑氏尊崇的前几世先祖均同为一人。不仅西林岑氏族谱与田州岑氏族谱对始祖岑仲淑的身世叙述相异,在对其他先祖的叙述也是与国家正史对不上号。如描叙二世祖岑自亭在宋朝“知永宁军都督三江沿边军马事”,《宋史》上就没有记载。宋代所称的“永宁郡”是备留王公贵族封爵用的邕州行政区称谓的别称,岑家不是宋王朝赵氏皇族,岂有被封爵的可能?而且宋朝初期的行政建置只有州-县,官“知”的只能是行政区的邕州。纂修西林岑氏族谱的人显然不清楚宋代的政区建置,胡乱给岑自亭加冠。图为《西林岑氏族谱》。 下图4:壮族先民濮人的一支句町部落,在商周时代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汉昭帝始元5年(公元前82年),句町首领被封为“句町王”,西汉末年,句町发展成为横跨桂西和云贵高原前沿的西南夷中最大的诸侯国,其疆域十分宽广。句町王国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创造了留芳后世的古老文化,其中有以句町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1969年和1972年在普合乡普驮村出土了当时的铜棺葬和铜鼓葬,国内外为之轰动,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图为句町贵族铜棺上的镏金饰件。 [align=center]神秘的壮族土司[/align] 自元朝开始,今壮族地区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在广西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清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度的建立从中央王朝来说是因少数民族情况复杂,大多处于边远的边疆地区和交通不发达的偏僻地区,中央王朝只好采取顺民性、省民力的统治原则,即对社会发展水平极不一致的,又保有特殊风俗文化的民族地区,不以内地的统治方式、礼教去对待、去治理,而采用对这些民族归附的首领授予官爵,让他们去统治原有地方和原有民族,是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司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土民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度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普通农民组织成亦兵亦农的武装,维持土司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司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在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土司制度的前身是羁糜制度。据统计,唐朝初期广西地区的羁糜州有44个,羁糜县有5个,羁糜峒有11个;其地域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再小者为峒。宋、元时期中央朝廷进一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后,羁糜制度改为土司制度。明朝时期是壮族土司发展的鼎盛时期,广西地区土司甚多,计有土府4个、土州41个、土县8个、长官司长官10个、土巡检70多个、土千户5个;大小土司320余人。到了晚清,经过明后期及清初的改土归流,土府已全部撤消,许多土州、土县也已改为流官治理。至清朝末年时,广西仅存土司43个。民国初年,改土归流又继续进行。1927年,江州土州改流并入崇善县;上下冻土州改流并入龙州县;罗白土县、罗阳土县改流并入同正县。1928年上龙土巡检司与金龙峒合并,建置上金县;忻城土县改流更名忻城县;永定长官司和永顺长官司同时撤消划归宜山县;下雷、太平、安平土州同时改流合置雷平县。1929年万承土州改流,设置万承县。1931年,那地土州并入南丹县,这是广西土司最后改流的地方。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最后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最后一位承袭和被改土归流的土司是云南省广南县的土同知侬鼎和。云南省广南县土司的改流,标志着壮族土司制度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 土司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国家的统一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西土司制度存在千年之久,如今广西各地仍有大量的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遗址和文物等。墓葬多为明清墓,一般由封土堆、墓室、墓围、祭台和神道等部分组成。有单葬也有合葬,葬式均为一次葬。明代土司墓封土堆多为馒头形或盔帽形,清代土司墓则多为字塔式或亭阁式。土司遗址则有古城遗址、衙门遗址、军事遗址、道路遗址、寺庙、塔、阁、桥梁、石刻等。文物则有玉器、铁器、金器、碑刻、石雕、印章等。这些文化遗产是研究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珍贵历史资料。 现壮族土司建筑文化遗存较完整的是“忻城莫土司衙署”,遗址位于今广西来宾市忻城县城关镇翠屏山北麓。衙署始建于明万历10年(1582年),由忻城第八任土司莫镇威完成衙署主体建筑,后经历任土司先后拓建附属建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主要由土司衙门、莫氏祠堂、土司官邸、大夫第、三界庙等主要建筑组成,总面积38.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土司建筑群。衙署建筑皆砖木结构,气势宏大,格调典雅,民族特色浓郁,是研究壮族历史文化、早期“一国两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土司制度重要的事物例证。 [align=center]图片注释:[/align] 下图1:“镇安府土知府印”铜印,1990年广西德保县敬德镇暮洞村出土;铜印残高5.5厘米,边长7.8厘米,厚1.1厘米。现收藏于该县文物管理所。 下图2:金凤钗一对。1964年在广西宁明县黄氏土司合葬墓中出土众多的陪葬品之一 ,是土官女眷使用过的首饰。现收藏于广西博物馆。 下图3:工匠们高超的工艺,可以反映出建造物精致的水平,图为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土司衙门遗址里散落的一块建筑石构件花饰,折射出土司衙署当年的豪华与繁荣程度。 下图4:土司时代,农民得无偿负责替土官照顾墓地。这种荒诞杂役是没有期限的,通常由负责照顾墓地的村子世代相传,永远承担。在广西崇左市城郊有一座黄氏土司墓,碑文上刻有负责看管坟墓的“坟丁村”的名字,分别由附近的五个村庄负责守卫该墓及负担各种供品和杂役。 下图5:广西来宾市的忻城土县,于唐贞观初年建置。宋庆历三年(1043年),又以羁縻芝忻、归思、纡州地合并置忻城县,先后属广南西路右江道宜州、庆远府管辖,实行流官制度。到了元代,先后属庆远路安抚司、庆远路总管府、庆远南丹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实行土官制度。明洪武元年(1368年)属庆远府,次年改属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第三年又改属庆远府;三年内经历了“流”—“土”—“流”的制度。明正统五年(1440年)僮老推举莫敬诚为土人知县获朝廷准,形成流土两位知县合治忻城;流土合治实际上是土官掌实权,流官握空印。明弘治九年(1496年),孝宗皇帝准奏:“裁革广西庆远府流官知县一员,止留土官知县掌印管事。”从此由莫敬诚之孙莫鲁单独掌忻城县事,忻城由正县改为土县。图为忻城土县衙门正堂。 [/color][/size]

勒布农

2019-05-14 21:45:50

[i=s] 本帖最后由 勒布农 于 2019-5-14 21:47 编辑 [/i] [color=Black][size=4]切勿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人 ---“南宋义士张天宗辩(一) 转帖者的话:文章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作者是白耀天 文章经过大量的事实,论证了所谓的“南宋义士张天宗”这一人物乃人为虚构,并分析了其所产生的原因及其时代背景,批判了当时“壮族传统社会中掀起了弃旧我而趋汉求新的热潮”。而这一现象是壮族在当时逐渐汉化过程中所产生并发展的,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去反思。 张天宗,何许人也?研究广西地方史志和壮族历史的,不能不追及此人,究其原委,道其真相。因为在壮族聚居的靖西县,自嘉庆即19世纪初以后,民间传说,文人咏叹,志书记载,忽地都说张氏是宋末元初抗元义士,是开拓靖西的英雄,甚至建楼树碑颂赞其人其事,赫赫然地标榜于世人面前。现在呢,人们仍摘引传抄,照说不误。1982年编写的《广西历史人物传》腾出篇幅为他立了传,说他是开创桂西壮族历史新篇章的第一人;新近出版的《广西百科全书》也将其人列作广西历史名人之一,尊为“身居山区30余年,率众开疆辟土,深得人心”的南宋义士。 张天宗,据说是南宋末年“江西省广信府广丰县龙虎出人。”元兵南下灭宋,张天宗聚集义军,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文天祥北去,他无所靠托,南走广西,逃命越南,因转悠于桂西丛山中迷失道路,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误入顺安峒(今靖西县旧州)。从此,张天宗以“顺安峒”为安身立命之地,将个“顺安峒”建成一个“桃花源”式的天地。他于是成了“剪除荆棘”、开创靖西历史的“真英雄”。 口颂书载,古今同辙,说的头头尾尾,浑圆一体,不得不令人那肃然起敬。然而,为什么自秦在岭南设郡施治后一千多年中靖西那么一块地方仍无人涉足开疆,直待宋末元初的张天宗作第一人?为什么唐宋以后桂西诸州峒与内地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而自宋末迄清嘉庆500多年间于官私著述里均无一语道及张天宗其人其事,却在距其人其事500多年后始平地冒出来?疑窦丛生,治史治志甚有深究的必要。 (一)“南宋义士张天宗”如何冒出来? 据颜嗣微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纂修的《归顺直隶志》说,“宋末元初义民张天宗遗事”,“是前史之所末掺,通志之所不载,面遗民父老凿凿言之而笔之于书”的。就此看来,张天宗祖孙的辉煌业迹是根据归顺州“遗民父老”“凿凿言之”的口碑材料撰写而成的。此类口碑材料,最具体的莫过于清朝后期今靖西县的绅士们所撰的《张天宗庙碑》: 何谓之神仙也?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寇乱,文天祥举兵征剿。广丰县龙 虎山人张天宗率兵囗囗囗囗,天宗皆流散窜入本峒,开土辟疆,都那签,号为顺 安。峒主在任三十四年,生张渊;渊生琅旺。琅旺好剑术,善射,修炼苍崖,受异人传。在印三十一年,得道登仙。现古诗篡刻苍崖山岩,有“今日沂风列九仙”之句,故祠以春秋。尝谓之神庙。 惜土方为岑氏所有,五代令主(指张天宗祖孙五代)世袭之事与人俱灭;至岑氏为夷的顺(指明朝前期岑永福出任归顺峒土官),改囗囗汉百二百余年,草创之勋劳,无处考验。然盛德能使人越汉官囗蒋主囗政,尊张黜岑。偕广福大王立庙于金山,而我峒主显圣显灵。咸丰九年(1859年),(峒主)在金山降坛,叙前嘱后经文,此峒人方知其所。自兹至同治二年(1863年),于本庙监坛指祖坟时,人愈明其所从来。然未见土志,不识履历,故碑文不敢妄填一笔。幸同治四年,四境处乱若治,老幼感仙德,拟塑像起楼,阴则求广幅大王画其影,阳则请天幕黄师傅塑其形。六月而塑像、神楼告成,玉刚访寻得土志。由是以先代所遗之书,参之神乩所降之片语无虚诞,故冒敢略地记,以昭兹来年。 既然已经“塑像起楼”,建了神庙,峒主又降坛“显圣显灵”“指示”了“祖坟”,自然要堆墓立碑。同治年间(1862---1874)纂刻的张天宗墓碑主词称“大宋上大夫总理合省兵权开辟峒主讳天宗张公墓”,其铬文为: 事迹已湮,伟烈丰功,八代之经纶可颂;英灵犹在,监盘降乩,千秋之训诲流芳。 苍崖山神仙洞有石刻,可以导人其对“张神仙”的认识。继后,不仅神言了,而且找到了“土志”的文字根据,“南宋义士张天宗”其人其事便形成了。光绪十一年(1884年),靖西县的绅士奔走呼号,筹集经费,在旧州大兴土木,修建了“天宗墓园”。里面由张天宗而下张氏子孙,土堆累累,碑文块块,俨然成就了张氏家族陵园。目睹着张氏陵园庄严肃穆,谁说“南宋义士张天宗”无其人?谁说张天宗开辟“顺安峒”无其事? “南宋义士张天宗”在咸丰年间冒出来,固得力于神的“监盘降乩”,也因“玉刚访寻得土志”。这“土志”是什么?就是归顺州人所写的地方志书。关于归顺州志书修撰情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颜嗣微《归顺直隶州志序》说: 考州志向未镌板,仅经故老抄撮连缀,漫无体载。咸丰、同治年间,土匪峰起,池屡经践陷,赖邑翟元臣携稿本藏飞莺峒深山,幸不湮没。 此“稿本”,当即“张天宗庙”所说的“土志”。查清咸同以纂修过归顺志的有两人,一是靖西旧州人覃恩祚,一是靖西县城人何福祥。据光绪《归顺直隶州志。人物志》载,覃氏曾于道光二年(1822年)蒙授“交宁教授。辞不就”;何福祥,道光五年(1825年)举人,历任“岑溪教授”和“西隆学正”。覃志无存,何志侥幸存下来了,不分卷,内容也单薄,确属“漫无体裁”。1966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钞本影印,扩大了何志的流布。何氏《续增归顺州志旧稿序》说, “覃稿仅志张、岑二姓土职,未及国朝”。 关于张天宗的事迹,或造就于覃志,因其书无存,不得窥其真豹。何志承覃志而来,关于张天宗的事迹,其《沿革志》是非功过样说的: 归顺,古安今粤西边徼之区也,宋以前草昧未开。以宋恭宋德佑元年(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兵寇乱,江西提刑文天祥奉诏勤王。张天宗,广信府广丰县人,聚义民从军。丙子年德佑二年(即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文天祥北去,天宗遁入粤西,次浔州(治今桂平县东北)。元兵破静江(今桂林市),天宗携眷率众奔安南。越山迷道,窜抵本峒,拟疆辟土。丁丑二年(景炎二年,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草创庐舍;溯河源,得源所于鹅泉;遣党人籴谷于外。五月,播种,号其地为顺安,名聚处为那签;焚薮决泽,导鹅泉水东流而西,初开峒中一带田陌,秋熟------六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众推张天宗为峒官。三十九年(廷佑元年,1314年),张天宗卒。四十年(廷佑二年,1315年)二月,众率祀故官为社神;三月,众率官男渊为峒官-------六十年(后至元元年,1335年),峒官张渊卒,官男琅旺号神仙承掌峒事。六十九年(至正四年,1344年),熊开路。七十二年(至正七年,1347年),始知元改朔。元至起码九年已丑(1349年),峒官神仙始定田赋分甲兵,计峒、频峒、诚峒、化峒、浔峒各以兵从。十九年(1359年),张神仙入山学道,命官男彪摄理峒事。二十七年丁末(1367年),众立彪为峒官。 以事第系年,宋末元初的张氏父子事迹犹如瓜结于藤,历历可数。加上张天宗神庙碑又提示张天宗“显圣显灵”,“降坛指示”,迄于光绪末年,靖西县的“遗民父老”怎不“言之凿凿”呢?这就是距宋末元初500多年后张天宗这一“南宋义士”始如靖西县的石山忽地拔起一样耸然树立起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人力“神功”造化的奇妙产儿。 [/size][/color]

勒布农

2019-05-14 21:46:33

[i=s] 本帖最后由 勒布农 于 2019-5-14 21:48 编辑 [/i] [size=4][color=Black]切勿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人(二) ——“南宋义士张天宗”领袖顺安峒荒诞无稽 在人力,“神功”的合力作用下,“张天宗”“死”后500多年忽如一夜春风,热乎乎地成了“南宋义士”,成了开发旧州、开拓靖西县历史的第一人。究其实际,这是近代历史上靖西县人的一次造神运动。“临坛指示”、“扶乩而定”,这本身就是荒诞无稽的。 第一,宋朝没有“广信府广丰县”这样的政区建置,“五斗米道圣地”龙虎山也不是在广丰县,说南宋张天宗是“广信府广丰县人”或“广丰县龙虎山人”,于史无证,于实不符。 宋在今江西省上饶地区设有“信州”,“永丰”为其属县之一,其地在今江西省上饶市西边的广丰县。元升信州为信州路,永丰县为信州路属下五县之一。明改信州为广信府,永丰县为府属七县之一。清因之,雍正九年(1731年),清改“永丰县”为“广信县”,始有“广信府广丰县”这样的政区建置。如果张天宗确系南宋末年从信州逃到广南蛰居于“顺安峒”,且与外头不通声问,他怎不知道自己是“江南东路信州永丰县人”?说南宋人张天宗是“广信府广丰县人”,明明是清雍正九年(1731年)以后的靖西乡愿不了解历史上建置的沿革,而以后事忖前情,顾了头忘了腚的结果。另外,龙虎山是在今江西省贵溪县南,不在广丰县。宋时,贵溪为贵溪,永丰自为永丰。龙虎山宋时不在永丰县,清雍正九年以后也不属广丰县。龙虎山,是“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子孙世居之地,一向被奉为道教中“五斗米教派”的圣地。《张天宗神庙碑》说张天宗为“广丰县龙虎山人”,是乡愿先生们依“道”连类杜撰出来的。对张天宗籍贯的误认、错位,露出了所谓“南宋义士张天宗系”斧凿而生的把儿。 第二,顾首露腚,自相矛盾。 何福祥《续增归顺州志》既说张天宗迷路误入“顺安峒”,即与外界隔绝,直到69年以后,偶因“熊开路”方知道计峒壤接东州(指今德保县),又过了3年即入峒72年以后“始知元改朔”,然而又说入峒头一年已“遣党人籴谷于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何况张天宗率部以抗元始,败后逃窜广西桂平,因广西首城静江已被元兵攻破,于是仓皇逃窜,难道他不知道宋朝江山零落,已是秋后蚂蚱没具嘣勒鞑几下的本事了?难道他不知元朝取代宋朝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元兵破静江府,时间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初,那时距忽必烈迁都燕京建国大元已有6年时间,张天宗头年即率义兵抗元,怎会不知道“元改朔”?如果他坚信宋朝不会亡,宋的正朔不会改,怎又仓皇逃窜?他这义士又从何说起? 第三,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所谓的“南宋义士张天宗”在“顺安峒”封闭式地蛰。 (1) 据《元史》卷9《世祖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初,元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攻下广南西路首府静江府城后,广西各州已纷纷归附元朝。又据元无名氏《招捕总录》载,次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温闰砦(今靖西县湖润镇)、频峒(今靖西县岳圩乡)、计峒(今靖西县新靖镇)、渌峒(今靖西县渌峒乡)、任峒(今靖西县壬庄乡)、上下雷峒(治今大新县西北下雷)、上下影峒(今天等县西上映乡)皆降”。“顺安峒”即今靖西县新靖镇旧州,其地在今靖西县新靖镇镇治所在的靖西县城南10里,其西北为渌峒东为化峒、东南为频峒、南为任峒至。元十五年(1278年),周围诸峒首领都已经归顺了元朝,“顺安峒”的张天宗能超然物外,不归降元朝? (2) 据《元史》卷11《世祖记》和《招捕总录》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镇安州(今那坡县)土官知州岑从毅致书特磨道(治今云南省广南县)土官农土贵约其起兵反元,,而他则纵兵进入顺安州劫掠迫死顺安州土官知李显祖元。湖广行中收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非常恼火,马上发兵征讨。岑从毅自料不敌,投降了。这一年,正是何福祥〈续增归顺州志〉所说的“众推张天宗为峒官”之年。“顺安峒”是元顺安州治所在。州破官死,却说其时“顺安峒”与世隔绝,张天宗自在顺安“初开峒中一带田陌”,因大获丰收,深得众心而被推举为峒官,这太离谱了。 (3) 《元史》卷209《安南国传》载:“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月,交趾军约三万余众,马千余骑犯镇安州支峒(即今那坡县东南音峒),杀掠居民,焚烧庐舍;又陷禄峒、知峒等处,虏生口、孳畜及居民资产而还;复分兵三道侵犯归顺州,屯兵未退。廷议俾湖广行省发兵讨之。”归顺州即原顺安州,其州治仍今在靖西县新靖镇旧州。交趾3万多兵马在占领今靖西县中部的禄峒乡后“复分兵三道侵犯归顺州”,而且“屯兵”不退,迫使元湖广行中书省发兵讨伐驱逐以保疆域,“顺安峒”当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说“南宋义士张天宗”能够封闭式地蛰居于其地,恬然地自为其“峒官”,悠然自建其世外桃源世界,纯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自欺欺人的想法。 第四,宋、元时期,旧州地方不是真空带,说其地宋末元初“荒无人烟”,是撒弥天大谎。 “南宋义士张天宗”之所以“能携眷率众”在今靖西县旧州驻足,进而“开疆辟土”,将其地建成个“助善济困”的“世外桃源”,从而成为开创靖西历史的第一人,是假设宋末元初旧州还是个“所处偏僻,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地方为前提的。这个假设本身与事实不相符的。远的不说了,仅就宋朝一代而言,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广源州首领侬民富率所属十州峒归附宋朝,其中“古勿峒”即今那坡县,温州治今靖西县湖润镇。皇佑(1049-1054)年初,广源州首领侬智高怀着父仇不共戴天的信念,先以傥犹州及雷、火、频、婆四峒为根据地抗击交趾李朝对广源所属诸州的占领,后据安德州建国立号起兵,与媚外的赵宋王朝作斗争。雷峒治今大新县西北下雷;火峒即今靖西县化峒;频峒在今靖西县岳圩;婆峒即后来的马峒,其地在今靖西县化峒镇、壬庄乡与旧州之间;傥犹州在今靖西县东武平、同德一带;安德州治今靖西县西安德。 侬智高起兵失败后,由于北宋王朝忍让妥协,交趾李朝进占广源州(治今越南高平省广源)原侬氏所领的大部分州峒,唯侬智会、侬进安保住了“古勿峒”,侬宗旦、侬日新父子保住了温润、火、计、诚、频任诸峒,侬盛德保住了下雷峒,始终不为交趾李朝侵夺。 据《宋会要辑稿 蕃夷五之六五》、《续资治通鉴长编辑部》卷349及《宋史》卷495《广源州蛮传》载,嘉佑七年节1062)年,宋将雷、火、计、诚、温润诸州组合设置了顺安州,任命侬宗旦为知州。那时,今靖西县旧州称为贡峒。据《宋会要辑稿 蕃夷五之八六》所载,宋时的贡峒,即是顺安州属峒之一。又据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载,元丰七年(1084年)宋朝首席代表成卓与交趾李朝首席代表黎文盛进行边界谈判,议定“上雷、下雷、温润、英遥、勿阳、勿恶、计、诚、贡、渌、频、任峒、景、思、苛、纪县十八处,从南划界以为省地(宋地)”这就以两国协议书的形式界定贡峒为顺安州的属峒了。划地定界,要实地踏勘,说明北宋时今靖西县旧州不是隔绝人寰的弃地� 熙宁十年(1077年)宁讨伐交趾李朝的侵边,收复了其占去的广源、思琅、苏茂、门、谅等五州之地,改广源州为顺州,成立顺州安抚都监司,特从顺安州划出贡峒等归属顺州都监司,土元丰二年(1079年)宋弃顺州,广西经略安抚司又专折上奏要求将贡峒归辖顺安州,也有力地说明了当时今靖西县旧州这地方是政治经济军事的一块热地,不能认为该地迄于宋末元初仍是一块与世隔绝,“荒无人烟”,可以任随凄凄惶惶流窜而来的“张天宗”占住开垦耕殖的。 今广西龙州、大新、天等、靖西、那坡、西林和云南广南、富宁等县以及越南高平省一带,唐宋是侬氏族人势力圈,这就是史书所称的“侬峒地”。 1991年,笔者有幸到靖西、那坡及云南麻粟坡、广南、马关等县作了一次简略的调查,发现那里的壮族特别是侬姓壮族,有一个特异的节日,称为“tap ma”(意即过小年)(因技术原因壮语部分末能打出,JGM注)。该节的时间是农历每年正月三十。那天,家家户户不杀鸡煮肉,唯采艾叶洗净捣(或煮)烂后和着糯米面,做成糍粑蒸熟祭祖、馈送亲友,人、神共享其味。 据传说,此节起源于侬智高起兵反宋时节。那时,侬智高戎马惚控,误了过年,于是大家协议以正月末尾那天补过。可是,鉴于兵败遭困,鸡、肉全无,存粮无几,只好找来野菜掺和着所剩不多的糯米粉做成糍粑,众人伙着吃,表示个意思。此后年复一年相沿成俗,形成了过小年的节日。 这个传说,真与假姑且不论,却凝结了往日“侬峒人”情感上的历史积淀,反映了他们作为一个地区性群体在历史上的特殊遭遇。另外,在离旧州不远且有一河贯通的鹅泉之源新靖镇念安村,至今还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和习俗:“农家插了秧,四月耕田忙。”其含意就是每年春插时节,由农姓族人先插上第一蔸秧苗,其它姓氏的人才能跟着开秧插田;如果农家人的田还没耙好或秧苗还没长足,也要由农家人先耙上一小块田,插上一二蔸禾秧作为仪式(种玉米没此规矩),否则年成就会受到影响。据说这是因为农家人先在其地居住,是最早的主人,耙田开秧得由他们先来。 这种特殊地区的特殊习俗,特殊习俗的特殊传说,反映了其地居民在心理上的共同趋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农家人是今靖西、那坡一带最早的居住者和垦殖者,并自古以种植水稻为业。这些传统习俗及其傅翼的传说,结合书载材料可知侬氏族人确是今靖西县等地最早的居民和开拓者。他们开发了靖西,保卫了靖西,发展了靖西的种植业。由此可以清楚,靖西一地,不待宋末元初所谓的“张天宗”来了方才披荆斩棘,开疆辟土,方才知道种植水稻! (三)“顺安峒”张氏峒主不是“南宋义士”    既然宋时今靖西县旧州这一方之地不是“荒无人烟”,是块热土,称为“贡州”,那么其峒主是谁?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其峒主也姓张,后也入山修道,不过他是南宋隆兴、乾道(1163-1173)年间的土著首领“张元武”,不是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由“广信府广丰县”丧魂落魄似地仓皇逃入“顺安峒”蛰居的“南宋义士张天宗”及其子孙。此中,最真实可靠的材料就是遗存至今的位于靖西县旧州圩西布胲村后苍崖山神仙峒的摩崖石刻《贡峒清神景记》: 尝闻:山川之秀丽则生英贤,家世之庆善则降提祥。夫贡阳之奇裔。乃武卫之割宗,可谓山川之秀丽者也;张提干,可谓家世之庆善者也。是以提干居士隆兴甲申之岁(二年,1164年)出于蛇城,舍资轮藏;复至婪江而遇横州区文达,字升之,传紫姑之咒,请三岛之仙,日缀词章,夜联诗曲。是以居士功浩大,期道行之潜高,更佳景神。清湟湟,池远楼阁亭台,思缘无量,不亦宜乎? 命樵客张刚为记,仍立碑撰传万代不朽,喻子孙之祖宗。一方肃静,万物煦和,功 行圆成,同登道岸,可不羡诸太岁。 乾道戊子(四年,1168年)正月朔旦记。 权发遣贡洞公事黄充书。 权知贡洞事充提举隘栅沿边管界巡检张刚撰。 前权知贡洞事兼提举沿边伍隘道路巡检充提干招马官张元武立。 纯阳吕真人记。 余久辞烟地,显迹尘寰,伏教清河居士,修无量之福果,建广大之恩缘。今喜而不寐,辄以成诗一篇,记于崖石,传今古世世子孙,效此庆善矣。 纯阳吕真人作:造化曾经几万年,长长石穴涌清泉。昔闻驾鹤游三岛,今日沂风谒九仙。洛洛云涯排圣象,攸攸岩洞隐真贤。骖政迹知何在?留许人间遍代传。 此摹崖篆刻成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因系摹崖而成,搬不走,移不了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第一,今靖西县新靖镇南旧州地方,宋时名为“贡峒”。 过去,笔者读《宋会要辑稿 蕃夷五之八六》,见到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十八日广南西路经略使司奏说的贡峒原属顺安州,后分隶顺州都监司,要求将它重新归属邕州羁磨縻顺安州,以及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提及的“贡峒”,老不明白其地位于何,处今属何地。后翻1982年地图出版社的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及198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没见涉及贡峒,却将今旧州定为熙宁六年(1073年)由五代、宋初的“古勿峒”升置的“归化州”州治所。在这分明与当时的书载和地理实际不符,因为“古勿峒”又称“勿阳峒”,后升“归化州”,景定三年91262年)改为“来安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八年(1281年)间复改为“镇安州”,这在《宋史》和《元史》中都有明文记载的。而今旧州距宋时顺安州所属的计峒仅10里之遥,其东则顺安州属的火峒(今化峒镇),其西为顺安州渌峒,其南又为顺安州属的任峒、频峒,而且相互间距离不太远,它怎会是归化州的州治所在?《贡峒清神景记》摹崖篆刻连山摆在今旧州苍崖山神仙峒里,可以明白无误地指示了今靖西县旧州就是宋时顺安州的贡峒所在地。 第二,宋时汉文化已深入传播于今旧州。 吕纯阳、吕真人,就是全真道五祖之一的吕洞宾。民间以吕洞宾为“八仙”之一。因此历历(疑为往往)以吕氏指代道家真传弟子。此处所说的的吕真人、吕纯阳,不是指吕洞宾本人而是代称道肖弟子。《贡峒清神景记》中诗,宽泛空灵,没实际内容,不过有这则可标明张元武的学道修炼得到了正统道家的认同,成了道家的门庭里的的真传弟子。同时,该篆刻诗文流畅,“权发遣黄充”的书写也苍劲典雅,表现出了宋时贡峒人的汉语文水平。这有力地说明了今靖西县宋时虽称偏僻,还属羁縻之地,但不仅仅汉族的传统宗教之一的全真道已经深入传播,而且其地的人习熟汉文有日,水平已经不低。 第三,宋时今旧州与内地关系密切,道上人流不断,不闭塞。 隐居于今靖西县旧州布胲村后苍崖山“神仙洞”里修仙学道的“张提干”,就是撰文人“樵客”张刚的父亲、立碑人张元武。他在御任前一身数职,既“权知贡峒事”,又兼“提举沿边伍隘道路巡检”和“充提干招马官”。他是南宋高宗、孝宗(1127-1189)时人,开始学道于隆兴二年(1164年)。他曾到过“蛇城”(邕州),又顺“蛮江”(郁江)而下到了横州,拜区文达为师,修仙学道,同时进修汉文诗词;然后又由外返里,进入“神仙峒”继续潜修。 这说明,宋时贡峒与外界常有往来,不是阻塞不通,隔绝人寰。另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成书的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田子甲》载,桂西“峒丁”自幼习武,技艺精湛:鸢飞于天,仰而射之;兔逸于外,全而取之。一次官借侬峒人作人夫走钦州,夜宿旅店,盗贼突然来临,众人惶惶缩瑟墙角,颤抖不已,侬峒来人却盘腿床上,镇定自若,贼见惧然而退。这虽是赞扬桂西南诸羁縻州峒“峒丁”训练有素,武艺高强,却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宋时今桂西南各地属羁縻州峒,却与内地政治关系弥迩,官道上人员常有往来。 自然,顺安州贡峒作为邕管羁縻州峒之一,当不会例外。张元武所立的《贡峒清神景记》具体了这方面的情况。 第四,宋时张姓峒主为土著首领。 成书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宋于邕左右江溪峒地方面军,“因为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凡五十余所,推其长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其酋皆得世袭”,“姑羁縻之而已”。其官“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皆命于(邕州)安抚都监司,给文帖印记;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属,谓之民典,各命于其州”。另外,南宋王朝掉了黄河以北大片国土,战马源断,为了畅通“大理---自杞---特磨道---横山寨”等西南马道,多购以马匹,弥补其战马的短缺,在广南西路专置马司,多设“招马官”,“辟溪峒谙晓蛮情人充应”,并行文广南西路经略司及邕州安抚司,“踏逐土官二人充干办官,轮番经由左右两江三十六溪峒,劝谕知州、知峒及已次(其次)首领将马中卖入官”。 在这种情况下,左右江许多羁縻州峒首领原职之外又添了新职,如田州首领黄偕和前上思州土官黄彬,除分别冠以“进武校尉知田州军事”、“进武校尉前邕州上思知州”外,又加上了“招马官”。一衔即属此类。贡峒摹碑刻创立者张元武,其御任前的官衔是“权知贡峒事兼提举沿边五隘道路巡检、充提干招马官”,则又加添了一个巡守边防的职务,即“提举沿边五隘道路巡检”一衔。这是由于贡峒地处边防要地的缘故。 这说明,不管是《贡峒清神景记》的撰文人“知贡峒事、充提举隘栅沿边管界巡检”张刚,还是其父“知前贡峒事兼提举沿边伍隘道路巡检、充提干招马官”张元武或其属下官典书碑人“权发遣贡峒 公事黄充”,都是其时其地的大小首领,不是什么外来人。因为除了上引曾于宋乾道末淳熙初任广西经略使的范成大说羁縻州洞知州、知峒是推当地土著“长雄者”担任外,宋有定制,羁縻州峒首任实行世袭制� 老的死了,新的确良替袭,需得“保官委任”,经略勘核奏报,朝廷钦批;否则不给“文贴印记”,不能取得合法的名分。比中,是冒不得假的。比如《宋史》卷495《抚水州蛮传》载,嘉定(1208-1224)年间,羁縻安平州(治今大新县雷平)知州李密见羁縻古甑峒(在今龙州县北)赵姓首领绝嗣,趁势占领该峒。为了达到永远占领的目的,便“以其绕幼子变名为赵怀德知峒事”。宋宁宗知道了,马上“勘谕邕守推古甑一人主之”,断了李密的妄想。至于汉族官员,更是不能鹊巢鸠占,落土生根的,其原因是朝制不允许。比如,元丰(1078-1085)中曾任宋方首席边界谈判代表的邕州提举右江兵马贼盗都巡检的成卓,因其“久在南方”,宋哲宗便不放心了,认为他“与溪峒酋首及谅州知州等接熟,恐密相交结,扇摇边事”,于是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七日下令升调他回内地任“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兵马都监。 第五,宋时今旧州货通四方,是块热地。 “权知贡事”张元武职兼“提干招马官”,他就不能空受朝廷官衔不任事。而当时,欲要西南的大理、自杞、罗殿、特磨道等方国或地区的人拿马来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派人深入其地发利相诱。比如,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宋朝官员“枢密院准备差遣”尹昌等即奏说:“蛮人每岁于横山寨买(卖)战马,系招马官武进校尉知田州军事黄谐、进义副尉黄球自当年十月将带兵丁、效用深入蛮界招诱,委是有劳。”因此,南宋授给邕州左右江溪峒诸首领的官不是“买马官”而是“招马官”。贡峒,面对交趾,西近特磨道。特磨道,“西接大理,地多善马”。这自然是赵宋王朝任命贡峒首领张元武为“提干招马官”的原因所在。 马招来了,双方需求的百货也来了。货集四方奇,人聚八路客,那时候贡峒决不会是一个偏僻而冷清的地方。古代或者与现代不完全相同。那时的巴、黔由于远隔海道,闭塞内陆,急切要打通往交、桂的道路。比如,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六月,渝州(治今重庆市)人侯弘仁即“自 爿羊 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由巴、蜀经今贵州出广西田阳,然后南转经德保过靖西到达今越南高平,这是我国古代内陆地区通往海道的一条比较便捷道路,所以直至现在,德保县仍残留有书着“于粤古道“的路碑。 北宋前期,广源州就曾因此而繁荣一时:“广源州地产黄金,一两直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招诱中国及诸峒民”;“有黄师宓者,广州人,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贡峒古代处于巴、蜀、黔等内陆区通往东南海的交通线上,本已不闭塞,南宋设“招马官”于其地,更促发了它与外界的联系。 从上可以清楚,今靖西县旧州地方,宋时为贡峒,其峒主确姓张,也是父子传承,世为峒主,然而一者他叫张元武,其子为张刚,不是张天宗和张渊;二者张氏父子世受朝廷的册土封,不是朝野散人;三者他们是羁縻贡峒的土著首领,不是逃居的外地人;四者贡峒峒主不仅为朝廷守疆卫边,而且职兼招马官,为朝廷招揽八方客,不是孤寂独处,与世隔绝;五者贡峒峒主入山修炼之先御任了官职又作游方道士,而且时间是在南宋乾道(1165-1173)年初。这就与清道光(1821-1850)以后归顺州人穿凿出来的“南宋义士张天宗”大相径庭了。 前引《张天宗神庙碑》说张天宗的孙子张琅旺“修炼苍崖,受异人传;在印三十一年,得道登仙。现古诗篆刻苍崖岩,有‘今日沂风列九仙’之句,故祠以春秋,尝谓之神仙庙”。这算是点出了他们塑造“张神仙”的根据,说明肇其事者曾经爬上“神仙峒”察看过宋人张元武立的篆崖碑刻。观照知异,比勘明理,于此可知道所谓的“南宋义士张天宗”开发今靖西旧州开创靖西县历史,纯粹是向壁虚构出来的。 在我国历史上,有个叫张仙的曾备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可细究根底无其人。他的由来,据说缘于后蜀孟昶的王妃花蕊夫人。965年,宋灭后蜀,花蕊夫人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战利品。乍然变故,寂寞后宫,旧人之爱,记亡夫之念,常烦拢着花蕊夫人。她常不自而然地私下里涂抹着故人的容貌,以解思念之苦。没成想给发现了,赵匡胤虎着脸逼问所画者为何人。花蕊夫人情急智生,说:“引蜀中张仙,祀之宜乎?”赵匡胤给蒙了,夸赞她做的好。从此,张仙幻影成形,由花蕊夫人一人发端而后宫嫔妃,由后宫嫔妃而朝野百姓,很快飞满天下,其庙也遍布了各地。这是人们旧梦残破无主的结果。 清朝后期,归顺州的人们依傍于苍崖山“神仙峒”里的摹崖碑刻造就了一个江西广信府广丰县来的“南宋义士张天宗”携眷率众建设“世外桃源”的故事,固然有其与成就“张仙” 这个虚幻人物的那种“寂寞无主”一样的社会心理特征,可它也是近代在汉族文化对壮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涵化整合的形势下,壮族人趋汉心态增强的必然产物。 今靖西县有50多万人口,壮族占99%以上。靖西壮族属壮族中的侬支系,语言国内近于傣语,国外则近于侬、岱、老、泰、掸等语。1990年,泰国艺术大学的学者深入靖西的偏僻山落走访老人,说着说着,他们竟甩开翻译先生相互对起话来,令在场的同行大为惊诧。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怪异的,早嘉庆(1796-1820)年间赵翼在其《粤滇杂记》中即说过:“镇安、太平等府”“其语言本异也。然自粤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随行之镇安人以乡语与棘(即今傣族)人问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又明天启(1521-1626)年间云南人刘文征《滇志 旅途志》说,靖西“山同环若城,有平畴者曰峒”。“良田美地,一年耕获,尝足支二、三年。伐竹构居,织绵为布。居民有老死不逾峒,如避秦人者;见车马络绎,闻华人言,皆聚观惊诧。男子能华言,巾栉,短衣,皮履;妇人椎结跣足,长裙”。这说明古及今靖西壮族有着自己的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汉族不相同;不过,男子都“能华言”,也说明了汉文化在其人中普及面已相当广。 雍正七年(1732年)归顺州改流以后,原土官的文化禁令没有了,县中士子进书院,习举业,深为汉族儒家封建文化所冲击。在儒家“匪管仲,吾几被发左衽矣”的大汉族意识观念调控下,这些壮族士子浅层深层传统意识观念日见断裂、错位,形成了与壮族传统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并逐渐成为左右社会导向的新的价值意识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在沉寂的壮族传统社会中掀起了弃旧我而趋汉求新的热潮。这就是清乾隆而降壮人中以攀附中原汉族姓氏、仿建宗祠、立族谱为时尚的主要原因。靖西人在嘉庆以后将南宋贡峒张氏峒主说成是元朝初年从江西来的“抗元义士张天宗”,即是壮族在这种弃已崇异、以附汉为荣的潮流中的一股支流。犹如壮族人中不是说其先来自山东青州府白马县,就是说其先原住在京兆郡等不可信一样,靖西人耸起的“南宋义士”张天宗同样经不起推敲的。 历史上没有“南宋义士张天宗开辟顺安峒”其人其事,不要再以假充真,伪造历史愚弄后人了。如果真的有“张天宗”这么个开辟顺安峒的人物,自宋末迄清嘉庆500多年间于官私著述里均无一语道及张天宗其人其事,却在距其人其事500多年后清光绪年始平地冒出个“南宋义士张天宗”? 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说明的问题。 (全文完) 靖西在唐朝就已经立州。在唐元和元年(806),西原蛮黄峒僚人首领起兵对抗唐朝,后将领黄承庆在邕州被俘,黄少卿诈降受封为归顺州(今靖西地)刺史。这在唐史里记的清清楚楚。 从唐到宋末,近百年,靖西没有发展也就罢了,这么也不会变成某些人说的“荒无人烟”?甚至张天宗“身居山区30”不知有元。呵呵。那么这30年与世隔绝的靖西人怎么过?靖西是个山区,生活中至少吃盐吧?那里弄的?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固然美丽,但相信这只是文人的幻想,谁把他当真,可就有点呵呵� 南宋义士张天宗的真伪不干崇拜不崇拜侬志高的事情。但在张天宗之前,侬志高和他的民族就生活在靖西这块土地上,这是历史事实。 而且在侬志高100年之前的的唐,靖西就已经立刺史,怎么可能到了宋未才有“南宋义士张天宗”来开拓靖西之说? 《元史》卷209《安南国传》载:“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月,交趾军约三万余众,马千余骑犯镇安州支峒(即今那坡县东南音峒),杀掠居民,焚烧庐舍;又陷禄峒、知峒等处,虏生口、孳畜及居民资产而还;复分兵三道侵犯归顺州,屯兵未退。廷议俾湖广行省发兵讨之。” 归顺州即原顺安州,其州治仍今在靖西县新靖镇旧州。交趾3万多兵马在占领今靖西县中部的禄峒乡后“复分兵三道侵犯归顺州”,而且“屯兵”不退,迫使元湖广行中书省发兵讨伐驱逐以保疆域,“顺安峒”当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说“南宋义士张天宗”能够封闭式地蛰居于其地,恬然地自为其“峒官”,悠然自建其世外桃源世界,纯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自欺欺人的想法。 不说“羊刀山背面有土司灭张后人”是否是历史真实。就算是历史事实。但岑土司也只能左右“归顺州即原顺安州的地方志”,不可能左右《元史》《明史》或其他文人的逸闻、野史� 元无名氏《招捕总录》载,次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温闰砦(今靖西县湖润镇)、频峒(今靖西县岳圩乡)、计峒(今靖西县新靖镇)、渌峒(今靖西县渌峒乡)、任峒(今靖西县壬庄乡)、上下雷峒(治今大新县西北下雷)、上下影峒(今天等县西上映乡)皆降”。“顺安峒”即今靖西县新靖镇旧州,其地在今靖西县新靖镇镇治所在的靖西县城南10里,其西北为渌峒东为化峒、东南为频峒、南为任峒至。元十五年(1278年),周围诸峒首领都已经归顺了元朝,“顺安峒”的张天宗能超然物外,不归降元朝? 何福祥《续增归顺州志》既说张天宗迷路误入“顺安峒”,即与外界隔绝,直到69年以后偶因“熊开路”方知道计峒壤接东州(指今德保县),又过了3年即入峒72年以后“始知元改朔”。 所谓的“南宋末年,江西省广信府广丰县(今江西省上饶县地)人张天宗随文天祥抗元,因兵败,张天宗率部众300余人退走广西”中不过一个传说而已。 关于“张天宗”,在靖西、广西元朝、明朝几百年的地方志,没有任何的记载,要不去翻翻历史。而到了清朝,纂写《归顺直录州志》才冒出来。哈哈,这不是很窍蹊跷吗? 靖西早在唐朝时期就立府。靖西人的先民在就开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难道要几百年后“张天宗”的区区“率部众300余人”来“辟垦山林,开荒造田,引水灌溉,还把内地先进技术和文化传授给当地土民”??? 靖西才发展! 这不仅笑话,而是对用血汗开拓家园的靖西先民的侮辱� “天宗”,天的祖宗,有谁敢这样起名字?过去的人很敬天,连皇帝都还自称是“天子”, 天的儿子。一个江西小民,竟用“张天宗”来起名字?光看姓名,就知道是假的。这是一。 文天祥抗元的事迹《中国通史》第五册讲的清清楚楚,文天祥1275年起兵勤王,1276 年到元军议降,被扣,后逃脱。1277才真正跟元军打仗。1278年12月被俘。而张天宗1275年起兵,1276年来到靖西,一直到1314年死去,都不曾离开过靖西,怎么能说他参加文天祥部抗元呢?时间上根本对不上号。这是二。 张天宗到靖西后,几代人一直沿用“景炎”年号,不知道宋已亡,这是在打自己嘴巴。“景炎”年号是宋亡以后的年号,是两三个大臣在流亡途中拥九岁的赵是做皇帝所用的年号。用“景炎”年号而不知宋已亡,这是滑天下之大稽,遗笑千古。这是三� 既然“张天宗”是清代人才写的,细节上可能有出入,但不能就此否认无这个人,因为有些事不可能空穴来风,再说何福祥写录此事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翻阅率,也许他发现了某些记载,再加一点推断,就出了个“张天宗”,再说“张天宗”的身份特殊,在那“俎连九族”的年代,史记不祥是很正常的,除非传说中“张天宗陵墓”被发现,真象就大白于天下。 靖西真的是:“张天宗”来了方才披荆斩棘,开疆辟土,方才知道种植水稻? “张天宗”真的是入峒72年以后“始知元改朔”? 看看历史记录: (1) 据《元史》卷9《世祖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初,元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北部攻下广南西路首府静江府城后,广西各州已纷纷归附元朝。又据元无名氏《招捕总录》载,次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温闰砦(今靖西县湖润镇)、频峒(今靖西县岳圩乡)、计峒(今靖西县新靖镇)、渌峒(今靖西县渌峒乡)、任峒(今靖西县壬庄乡)、上下雷峒(治今大新县西北下雷)、上下影峒(今天等县西上映乡)皆降”。“顺安峒”即今靖西县新靖镇旧州,其地在今靖西县新靖镇镇治所在的靖西县城南10里,其西北为渌峒东为化峒、东南为频峒、南为任峒至。元十五年(1278年),周围诸峒首领都已经归顺了元朝,“顺安峒”的张天宗能超然物外,不归降元朝? 竟然能入峒72年以后“始知 元改朔”? (2) 据《元史》卷11《世祖记》和《招捕总录》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镇安州(今那坡县)土官知州岑从毅致书特磨道(治今云南省广南县)土官农土贵约其起兵反元,,而他则纵兵进入顺安州劫掠迫死顺安州土官知李显祖元。湖广行中收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非常恼火,马上发兵征讨。岑从毅自料不敌,投降了。这一年,正是何福祥〈续增归顺州志〉所说的“众推张天宗为峒官”之年。“顺安峒”是元顺安州治所在。州破官死,却说其时“顺安峒”与世隔绝,张天宗自在顺安“初开峒中一带田陌”,因大获丰收,深得众心而被推举为峒官,这太离谱了。 (3) 《元史》卷209《安南国传》载:“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正月,交趾军约三万余众,马千余骑犯镇安州支峒(即今那坡县东南音峒),杀掠居民,焚烧庐舍;又陷禄峒、知峒等处,虏生口、孳畜及居民资产而还;复分兵三道侵犯归顺州,屯兵未退。廷议俾湖广行省发兵讨之。”归顺州即原顺安州,其州治仍今在靖西县新靖镇旧州。交趾3万多兵马在占领今靖西县中部的禄峒乡后“复分兵三道侵犯归顺州”,而且“屯兵”不退,迫使元湖广行中书省发兵讨伐驱逐以保疆域,“顺安峒”当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说“南宋义士张天宗”能够封闭式地蛰居于其地,恬然地自为其“峒官”,悠然自建其世外桃源世界,纯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自欺欺人的想法。 中国元、明、清三朝代有关靖西的历史文献。似乎都没有义民张天宗的记录。真正有“义民张天宗”记录的是清光绪二十五年靖西人(1899年)纂修的《归顺直隶志》说,“宋末元初义民张天宗遗事”,“是前史之所末掺,通志之所不载,面遗民父老凿凿言之而笔之于书”的才出现的。 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几百年国家史官记载的历史竟然“通志之所不载”? 地方志也“通志之所不载”? 文人墨客的野史、笔记等也“通志之所不载”? 还真的令人惊奇! 既然“通志之所不载”,而6百年之后,竟然可以“遗民父老凿凿言之而笔之于书”。呵呵,,莫非“遗民父老”活了600年? “南宋义士张天宗”,好大一只“华南虎”。这些造假的人们,太不可思议了,居然编的头头是道。可惜,已经无法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了。[/color][/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