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不解决，存在一千多年的广西土官制度和自宋以后的广西壮汉民族关系的历史就得不到正确的阐述。为此，1963年我发表了《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2、3月合刊)，1981年又发表了《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学术论坛》1981年2期).随后又发表了《广西土官制度的渊源》(((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2辑)和《过去土属地方修志应注意的问题》、〔要广西地方志》1987年‘期)两文，大量的史料说明广西西部的土官绝大部分都是“土酋”，是壮族的上层分子.但是，这问题在研究壮族史的同志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的同志仍认为广西土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的，是狄部，是汉人。前几年，原土官统治区热心于寻根的同志中还有人不惜劳力伤财到山东去寻根;1988年出版，由黄现播等编著的《壮族通史》也还认为广西土官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外来的。广西土官外来说既然还有这样大的影响，这问题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在我已经发表的《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等四篇有关广西土官民族成分的文章中的史料，已足以说明广西西部土官绝大部分是“土酋”，是壮族上层分子，但研究壮史的同志对此问题仍有分歧，因此，本文对此问题就不作一般的论证，而是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比较全面的叙述“土酋”说是如何消失的;外来说、隋狄来说又是如何出现;终至成为不变的定说。持外来说观点的同志在研究这问题的过程中，工作有何不足之处?这样来探讨问题，也许使对这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观点更容易趋向一致。

        有关宋代的历史文献记有侬智高反宋和宋朝廷镇压侬智高反宋的，我所读过的，还没有发现广西土官是外来，是随狄青来，是狄青部属这样的记载;“土酋”说也仅见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一书而已。《桂海虞衡志》云:“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因其疆域，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余所，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其酋皆世袭”。(文中着重点是引者所加)《虞衡志》又云:宋代广西的土官，“皇佑以前，知州补授不过都知兵马使，仅比徽校;智高之乱，洞人立功，始有补班行者，诸洞知州不敢坐其上，视朝廷爵命尚知尊敬.元丰以后，渐任中州官”。侬智高反宋失败以后，广西原来的土官势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更雄张;到了南宋初期，广西原来的土官势力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虞衡志》说:“近岁，洞酋多寄籍内地，纳粟补授无非大小使臣，或敢诣网陈献利害，至借补阁职与帅守抗礼。其为招马官者，尤与州县相押;子弟有入琶州应举者，多设耳目，州县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舆骑居室服用皆拟公侯。”土官行为如此跋启，范成大不禁哀叹:“如安平之李械、田州之黄谐皆有强兵矣.”“始时国家规模宏远”，“号令风靡”;“比年不然。诸洞不供租赋，故无粮以养提举之兵，提举兵力单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惰不举联，且日走洞官之门，握手为市，提举官亦不复威重，与之交关通贿;其间有自爱稍欲振举，诸洞必共污染之，使以罪去;甚则醉焉”。南宋初期，广西土官势力嚣张极了，通使原来权力很大的土官的顶头上司，而驻地交通又比较方便的寨官(流官)尚且要“日走洞官之门”，与之互相勾结为非作歹;否则，欲洁身自好的，就被毒死.在土官(土酋)势力如此强大的环境里，狄青的部属有什么能耐到各土属地方去做土官呢!

        元代，目前我还没有发现能直接说明广西土官民族成分的史料，但有资料说明，元后期广西各土官中已有泗城和由州的岑氏，愿明的黄氏，安平的李氏等冒充外族人的迹象。据凌云县五指山石刻岑氏“谱”载，曾任元来安路都总管的岑世兴生五子，分别名为不花也先、帖木儿、怒木罕、阿拉兰、阿拉辛，这些名字用羊复礼的话来说，是“以蒙古国语取名。”另据《土官底簿》卷下载，明初附明朝的田州岑氏土官名为伯颜，元末明初思明黄氏土官名为忽都，明初安平土州第一个授联的李氏土官名为赛都，伯颜、忽都、赛都等同样是以“蒙古国语取名。”当不花也先、伯颜、赛都等人名在广西土官统治区出现不久，元朝政权就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贵族在广西土官统治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烟消云散，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对广西土官民族成分的争论，就不仅仅有没有汉人，有没有狄部的伺题，而且还有没有蒙古的问题呢!

        到了明代，广西土官“外来说”开始出现，起始是若明若暗，进一步明说是汉人，更进一步才说是狄部，是隋狄青镇压侬智高而来广西的。明代广西土官伪托是汉人的影子，首先是在解绪的《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中出现的。《神道碑》云:“黄氏系绪陆终之封于黄，今湖广黄州故国也。春秋时与会盟，尊周室，后并于楚，子孙益显且蕃J思明著族。宋仁宗时，狄武襄奏补成忠郎，充路分管，镇遏境土，遂以得民。”①解绪于文中仅是泛泛说思明黄氏土官的远祖“系绪陆终之封于黄”，宋仁宗时狄青“奏补成忠郎”，而被“奏补”的黄氏土官是外来的?是狄部?还是“土酋?”对这些问题，文中并没有说清楚。广西土官中明说自己是汉人的，还是明中期的事。弘治十八年，泅城土官族人岑九仙公开明说泅城岑氏土官的始祖是汉朝名臣的岑彭，并说自从岑彭开始就开始“世袭土官”。当时，曾受到兵部尚书刘大夏痛斥;其非②.弘治末，泅城岑氏土官虽然“找到”了汉名臣岑彭作为他们的始祖，但他们的先祖又是怎样来广西的呢?到了嘉靖初，这问题的答案又给他们“找到”了。王守仁《泅城土府世系考》③说，泅城岑氏土官的先祖岑仲淑是随狄青来广西镇压侬智高的。

        岑氏土官先祖岑仲淑隋狄征侬智高而来广西的经过是如何找到的?是弘治年间至嘉靖初这段时间由岑氏土官编造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弘治十八年泗城官族岑九仙仅称“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兵部尚书刘大夏议处岑九仙时也仅说:“臣大夏先在两广，见岑氏谱，岑之始祖木纳罕于元至正间，与田州知府之祖伯颜一时受官.今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尘读圣听，请治其罪④”。不管是岑九仙或刘大夏都还没有提到隋狄来及狄部这一问题。理由之二是，根据《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三》载，王守仁受命来广西处理思恩和田州土目叛乱以及镇压八寨农民起义，嘉靖六年十一月“开府”梧州，次年二月“思、田平”，七月又要“大征”八寨和大藤峡农民起义，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戎马控德;此后不久，王守仁旧病复发，十月即疏请回里治病，王守仁在广西期间蔗务繁杂，时间很短，身体又有病，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做什么研究、考证广西各土官来历的工作，至于资料缺乏难于做研究、考证工作就更不消说了。所以他的《泗城土府世系考》中所说的洒城土官先祖岑仲淑是隋狄来广西镇压侬智高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出岑氏土官伪造的族谱。现由之三是，当作为明嘉靖“时案犊之文而为好事者录存”之作的《土官底薄》⑤，收录了明代广西近五十个土官的资料，有的土官除记有受官经过、承袭世次外，还注明了土官的原籍，在纪录受官过程中，没有一个说是隋狄来的;载有土官籍贯的，除了上石西州的说是靖江府人外，少数几个是邻近土州或土县人，其他的都是本地方的人，由此可见，.尽管王守仁的《泅城土府世系考》虽然已给泅城岑家土官的先祖“认定”是随狄来的，但岑家土官在正式官场来往文书中还不敢公开出来。

        自从泅城岑家土官“找到”他们先祖来广西的原因后，思明黄氏土官也找到了他祖先来广西的缘由:“宋皇枯中，黄胜奇从狄青征侬智高”而来广西的。⑥东兰韦氏土官则因“宋有韦乃朝以事编管广西西路之宾州”，后“值文兰桐夷酋叛，治代之。”⑦遂成为东兰土州世袭土官。至于其他土官是否也在明后期“找到”了他们祖宗来广西的原因，因无资料依据，不宜妄加推断。

        当泗城岑氏土官等相继“找到”他们祖先来广西的原因，证明他们的祖先原来是狄部，是汉人的前后，明了广西土官历史根底的还是不乏其人。到了明代仍然说广西土官原来是“土酋”的。除了我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一文所引的邓炳《太平府志序》、周璞《思恩府志序》以及《过去土属地方修志应注意的问题》一文所引的于谦《议王翱总督军务疏》、周琦《条陈地方利病》、林富《议上思、田等处事宜疏》、《明史.王守仁传》、谢肇制《百粤风土记》、苏浚((土司志序》及《广西郡县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西》等文章或史书的外，《明史.张枯传》、《粤西丛载》卷10引的《双槐岁抄》及《西事洱》等书中也还有说广西土官原来就是“土酋”的。

        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这问题上，明代开始出现了“土酋说”和“外来说”、“狄部说”两种对立的说法，此后在一些史书上对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在不同的人的著作中固然有两种对立的说法;就是在同一人编著的书对不同的土官也有不同的说法，黄佐的《广西通志》就是这样的书。黄《志》卷50《外志.东兰州》说东兰州土官始祖韦乃朝因事“编管”广西〔宾州而来广西的;同书卷52《外志.洒城州》则说泗城岑氏土官“旧为溪峒蛮夷酋长。家叶自谓征南将军武阴侯岑彭之后，无考。”苏浚《土司志序》及《土司志》既相信《桂海虞衡志》的“土酋说”，但又相信东兰韦氏土官始祖韦乃朝因事“编管”广西宾州，而后才世官东兰州的。谢肇制《百粤风土记》也相信《虞衡志》的“土酋说”，也说“今侬姓绝无，惟都结姓农，传云，智高叛后更易。而黄姓尚多。”但又说:“然多山东青州人，未知其所丛来也。”如果说在不同的人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说法，或在同一著作中对不同的土官有不同的说法，还可以理解的话;在同一著作中对同一土官或何二群土官都有互相矛盾说法，似乎就令人难于理解了。其实也不难，在部分土官杜撰的族谱或传说已经出现，人们还来不及评察其真伪，而“土酋说”在人们的认识中又还很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势必出现这种混乱现象。

        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在明代虽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说法，但从总的来看，“土酋说”还是占着压倒的优势的，但到了清代两说的优劣位置就发生了急剧的易位。到了清代、外来、随狄来的说法普遍的流行起来。朱锦《白山土司志》的《序》、卷首《凡例》、卷一《世系》和卷8《祠庙》，傅奎《镇安府志》卷5、卷8《土联》，羊复礼夸镇安府志》卷6《土司世系表》卷22《土司》，谢启昆《广西通志》、《清一统志》、《续清朝文献通考》、《大清绪绅全书》等史书都接受了外来说。羊复礼《镇安府志》不仅接受了外来说，它还对岑氏土官世系中“疏漏”和矛盾之处作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使它更能起以假乱真的作用。清代“外来说”的特点undefinedl)一般的都不再泛泛的说土官是外省籍人，而是具体的说土官是随狄青征侬智高来广西的。(2)“外来说”普遍出现在官书或半官书上，这样，就更提高了它的可信程度石清代“外来说”盛行，“土酋说”成了涓涓潜流。阂叙《粤述》既接受《桂海虞衡志》的“土酋说”，又接受了《百粤风土记》的“外来说”，保持着两说并存，这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民国时期，“外来说”一统天下，“土酋说”消声匿迹。黄诚沉《上林县志》卷12《氏族谱》、岑家文《风山县志》、蒙起鹏《广西通志稿.氏族志》、刘锡蕃《岑表纪蛮》等充斥着“外来说”的记载，至于其它各土官、土目的族谱家乘就更不消说了。

         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大量“外来说”依据的是什么资料?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起码相当大部分的资料是来自各土官的族谱，有的地方志书就明写着是依据土官家谱写成的。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杖土官承袭》云:“至于土官(承袭)则全凭宗支丫图为据。今惟云南布政司财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袭替最便;而贵州、广西竟自以所藏谱谍上请，以致彼此纷争，累年不决。”由于明代广西有关政府部门没有掌握广西各土官的家谱，因而广西各土官伪造家谱遂得以逐步升级，明政府亦无从查考其真伪。明代既已有先例和成说，到了清代，那些在明代还来不及伪造家谱的各土官，就竞相效尤，后来就影响到官书、半官书的地方志等史书都采用了“外来说”，以致广西土官制度发展的历史部分地受到了严重的歪曲。

        因为广西土官“外来说”的资料来自各土官的家谱，各土官的家谱又出自捏造，而且有的土官的家谱捏造得甚为离奇且拙劣，纰漏百出，因此自明至民国都不断受得有识之士的痛斥、否定或怀疑。明代泗城官族岑九仙捏造汉名臣岑彭是他们祖先时，当时就受到刘大夏的揭露其真相;黄佐《广西通志》也说“无考”。都康冯氏土官说他们的“始祖冯异”“自汉以功世袭都康”。傅里《镇安府志》对这一捏造作如此评述:“然世远年湮，无可考证。且按夏阳侯于建中十年伐陇蜀，即卒于军，何得袭于此。大约亦如岑姓之以岑彭为始祖，不足信也。⑧”那地土官罗氏说他们的祖宗原籍“江西新建。”黄诚沉对此则提出这样的问题:“考《明史.广西土司列传》，宋熙宁初土人罗世念来降，授世软。《宋史.抚水州蛮传》亦有罗世念其人，而此谱转勿之载;且于汉时，列有举人、副榜、恩(贡)、拔(贡)、岁贡及翰林院侍读二，…种种名衔。”南丹土官莫氏谱载，莫氏先祖伟烈乃出东益都县人，于宋神宗时来征广酋溪洞诸蛮有功，遂为南丹州知州。对此，黄诚沉心按》云:“《宋史.南丹州蛮传》，开宝七年，酋帅莫洪臀内附;淳化间，，洪膏卒，其弟洪皓袭称刺使。终宋之世，并无伟期其人，且受官亦非在神宗时也。”⑨蒙起鹏《广西通志稿.氏族二》对那地罗氏谱和南丹莫氏谱的评说除重复黄诚沉的话外，在黄诚玩对那地罗氏谱评述的末句之后又加上“似难征信”一语，把黄诚沉应讲而又未讲的话挑明了;对南丹莫氏谱还另作这样的评论:“《上林志》据各宗谱纂修，是则(莫氏)谱之所谓伟翻者，不特无征，即其所居里籍亦一疑问。”不仅一般人对土官族谱的真实性抱有怀疑的.态度，就是洒城土官后裔的岑建英先生对他的先祖岑仲淑随狄青征侬智高这一说法，也持着怀疑的态度。

        ⑩从“土酋说”的逐渐消失湮灭以及“外来说”的出现、盛行的全过程，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外来说”是经过了长达几百年时间的酝酿、补充才陆续用族谱将之公诸于世的。 尽管是这样，各土官族谱中外来的种种说法漏洞仍然不少，荒唐的记载也累象出现。因此，“外来说”出现以后，就不断受到求实的官员、学人的指斥、暴露或怀疑，“外来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不可信的。但是，现在仍有学者、研究人员相信广西土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的。究其原因，除了我们生活的时代距禽各土官伪造族谱年代已久远，而“外来说”已成定说这一客观原因之外，还在相信“外来说”的学者，研究间题的方法不尽妥替也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学者，在研究这间题时，不是在比较全面、比较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而是用片面的资料进行研究，这样研究问题的结果必然导出错误的结论来。有的同志虽然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但对资料没有做去伪存真辨识工作，又过于相信已有成说，用伪资料进行研究，怎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呢?

        关于史料真伪辨别间题，我在《如何保证志书资料准确性》(《广西地方志》1988年2期)一文中，曾经提出这样几条辨别资料真伪的准则undefined1)同史书，同记一事，因史书的版本不同，记事有出人的，应以善本书所记的为准，(2)不同的著作，同记一事，有的著作所用的资料是属于第一手资料，有的著用的是属于第二手资料，因此，两书虽同记一事，而两书记事有异的，应以用第一手资料的书所记的为准。(3)不同时代的人，不同时代的著作，同记一事，两者记事如有歧异，应以生活年代较早的人，成书较早的著作所记的为准。(4)不同的人，同记一事，有的人因种种原因记事时可能有所忌讳，有的人则无须忌讳，两者如有不相伸者，应以无所忌讳者所记的为准。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何题上，我认为南宋初期范成大所著的《桂海虞衡志》所记的，史料价值最高，最为可信。因为《虞衡志》是属于第一手资料，作者范成大生活的年代距离依智.高起兵反宋以及宋王朝镇压侬智高反宋后在广西的一切作为了解比较清楚试虞衡志》成书的年代也最早，范成大在那个年代记述此事亦无须任何忌讳.明代时人的著作的史料价值及其可靠性就次些，清代人的著作就更次一等了。在所有有关广西土官民族成份的资料中，史料价值最低，最不可信的就是各土官的族谱.一般的说，各土官的族谱也可以算是第一手资料，但这类书成书时代都比较晚，且捏造的迹象不一而足;在土官民族成分这问题上.在少数民族受歧视的年代里，这类书记事多有所忌讳，至于广西各种地方志有关广西土官民族成分的记载，也不能尽信.必须做去伪存真的辨别工作。一般的，地方志是属于第一手资料，资料价值很高，但广西地方志关于土官民族成分的记载就不尽然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地方志关于土官成分的记载多是以各土官族谱所载的写成，各土官族谱既然不可信，根据土官族谱撰成的志书，当然也就不可信。

        从鉴别史料真伪的几个准则去考察广西西部各种土官民族成分的资料，所谓广西土官是外来，随狄来等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广西西部的土官除极少数的几个外，其他的都是“土酋”，是壮族的上层人物。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①解绪之文见《粤西文载》卷73.

        ②④《明史》卷3j洲广西土司三》“洒城州”。

        ③王守仁之文见《古今图书集成》卷1月52.

        ③《四库全书》“提要”以为《土官底薄》纪事截

        至明正德以前，方国瑜先生认为“正确‘的时问应是

        明嘉靖年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今从方国瑜

        先生之说。

        @苏淡《广西郡县志》“迁隆桐”条，文见《粤西

        文载》卷11.

        ⑦黄佐《广西通志》卷50t外志.东兰州》。

        ⑧见该书卷5《土耽》。

        ⑨黄诚沉《上林县志》卷】2.

        ⑩1956年至1957年，岑建英先生参加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期问，曾去宾阳县调查“石合墓”(即所谓岑仲淑墓).回琶后曾写了一信给调查组负贵人黄现蕃教授，岑先生的信对“岑仲淑随狄来“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岑先生的信原件今存黄教授家属处，我存有信的抄件.。过去我所发表的关干广西土官制度的文章，除了《明代广西的土巡枯》一文外，其它的都限于论述广西西部的土官制度问题一我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和本文都一再提到广西土官中“除极少数”是汉人，我所指的“极少数”是指上石西州的何土弘、思城州赵天锡、永顺长官司副长官彭氏等几人(家).据《土官底薄》卷下说，何土弘，上石西州籍，靖江府人.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土司.土官之异》云:赵天锡“本江南女优，游粤西，见婆于土酋，因得袭戮.”永顺长官司副长官彭氏的始祖，据苏竣《土司志》说是庆远卫都指挥彭英侄孙、附宜山县下里民籍。